1、蚌埠市博物馆辛礼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王吉怀《禹会遗址概述及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认为:禹会遗址时代的吻合、地域的吻合、文献记载的吻合、遗迹现象的吻合、遗物特征的吻合,加上自然科学的测试和论证,都为我们提供了考证“禹会诸侯"事件存在的有力证据。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禹会遗址是“禹会诸侯”事件的发生地,这也证实了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起源地之一,同时,对探索国家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2、皖西学院博士张广胜等《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与“大禹治水”的历史渊源研究》认为:从环境考古学角度证实了禹会村典型遗址与“大禹治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即禹会村遗址所在的禹会村及其淮河流域段是龙山文化晚期“大禹治水”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遗址所在淮河下游的“涂山”是颇具争论的“大禹娶涂山氏女,建立涂山氏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等历史记载的发生地。

并通过遥感影像资料的判读,可得知如今的涂山和荆山是在大禹治水时期,劈山导淮,消除了水患,造就了今天的涂山和荆山对峙于淮河两岸的地理景观。

3、蚌埠学者王绍义《“禹会文化”彪炳千秋》认为:“禹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从而形成了多彩的“禹会文化”。

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营建中的颜色-从禹会祭祀台基漫谈史前祭祀遗迹》认为:禹会祭祀遗迹是当时除了墓葬单元之外的另外一处表现观念形态和精神信仰的场所,它应该有一个特定的空间范围,需要特别的营建,是反映祭祀内容和目的的主要手段。在祭祀遗迹的营建中,出于祭祀遗迹的特殊性和祭祀目的的要求,营建中会有意选用特别的材质和颜色,禹会祭祀台基覆盖的白土就是一个代表。

5、南京市博物馆王光明《牛头岗遗址早期陶器与禹会遗址出土陶器之初步比较》认为:禹会遗址出土的盉在陶质和形制上均超过牛头岗遗址早期出土的盃。陶反映出禹会遗址与山东龙山文化关系似乎更紧密一些。禹会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喇叭形口,杯身呈直筒形,高柄,喇叭形圈足,除了柄部形制不同外,几乎与山东龙山文化蛋壳陶杯相同。清理出来的文化迹象主要表现了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现象,大型祭祀台基、祭祀台基上面的相关设施、祭祀沟、祭祀坑、大型简易式工棚建筑等,都表现出遗址的特殊功能。

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燕明《从登封王城岗考古新发现看古史传说“大禹治水”》认为:安徽蚌埠禹会遗址是淮河流域一处非常重要的龙山文化遗址,大量与古代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为了解禹会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资料。可以认为,淮河流域早在距今4000年前后,很可能就已经是我国北方和南方文化交汇碰撞的重要区域。禹会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淮河流域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禹会遗址的文化内涵,除了文化传播的因素外,其或许与传说中“禹会诸侯”的事件有关。“禹会诸侯”应该是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过程中最为重要、最神圣的事件。所以,探索江淮地区文明起源的进程以及王朝国家的形成过程,禹会遗址的发掘自然就显示出重要的意义。禹会遗址的考古资料不仅填补了龙山文化的地区空白,也对认识龙山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资料,同时对研究淮河流域的文明起源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7、安徽财经大学、蚌埠市淮河文化研究会曹天生《涂山大禹文化在淮河文化中的地位摭议--面对禹会村遗址发掘成果的思考》认为:禹会村遗址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进一步表明，淮河中游地区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区域。禹会村考古发掘给大禹文化增添了诸多新材料,这些都可以与大禹治水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起来,因为大禹与涂山紧密相连,涂山又与禹王会诸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无论从禹会村的村名的由来、涂山山名的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掘成果以及安徽淮河流域一带流传的与大禹治水有关的历史典故和后人为纪念大禹修建并现存的相关建筑,都表明禹会村遗址可能是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的重要治水发生地。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所、古代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朱乃诚《禹会随想》认为:禹会遗址是迄今所知安徽省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禹会遗址的发掘,尤其是发现的极具个性特点的大型T形土台及其大批陶器,展示了我国进入王朝国家之前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案例，是研究距今4000年前我国社会发展发生转折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认为这座大型T形土台应该比“祭祀台基”的含义更高,不宜称为“祭祀台基”,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坛,是作为供当时的首领人物在此进行常规性的某项组织活动的重要而神圣的场所,可能与古史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有关。涂山地望的考证,目前只有濠州一处(今安徽怀远县东南八里)获得禹会遗址及其大型T形坛等遗存的考古学证据的支持。禹会遗址大型T形坛的营建年代大概在公元前 2290 年至公元前 2000年前。这个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时期。对待遗址所处的这个大环境的保护方面,应当有所前瞻性,应当下力气保护禹会遗址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现有环境。蚌埠市的发展,应避开向南、向西、向西南的发展。

9、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林留根《堰南遗址与禹会遗址祭祀遗迹之比较研究》认为:禹会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并经发掘的最大的一处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遗存，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被专家公认为“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禹会遗址不是一般性的聚落遗址,其文化内涵复杂,是一处大型的以祭祀为主要现象的礼仪性建筑基址。结合其他的祭祀遗迹,容易使人联想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场面。禹会遗址所处的龙山时代晚期是中国文明曙光喷薄的时代,大型祭祀活动以及复杂的祭祀系统是上层社会统治者掌控话语权的需要,在考古学上所发现的特殊祭祀遗迹应该就是风云际会的龙山时代，“王的盛宴”所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闫凯凯《良渚先民的治水实践与上古治水传说》认为:从我们新近考古发现的角度考察,相当大禹的广富林时期地层,完全被洪水积层所覆盖,因此在本地基本已经无法居住,直到商代才有人类活动,因此禹会诸侯的地点发生在本地区绍兴的可能性很小。新近蚌禹会遗址的发掘，显示出在龙山时期各地文化在当地短期汇集的迹象,与禹会诸侯于涂山的传说相妻合。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观察,位于淮河流域的蚌埠是涂山的可能性本来就较高,通过禹会遗址的认识,使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禹会是大禹事迹的真实发生。我们也希望禹会遗址能进一步工作,提供更多与大禹治水活动相关的材料,为中国古代水利研究提供线索。

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明辉、刘斌:《关于“良渚文化后段”的考古学思考》认为:淮河中下游禹会遗址出现的侧装三角形足(鼎)在中原地区、海岱地区、江淮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均可见到,可以被认为它是一种具有时代标志的器物,近年来在安徽蚌埠禹会村的考古发掘，不仅证实了这一遗址的年代在龙山文化晚期,而且禹会遗址的文化面貌也反映了南北交融的文化现象。考古带我们逐渐走向历史的真实,因此,我们越来越相信禹会诸侯于涂山这样的传说。

12、上海大学宁镇疆《由禹与涂山的关联说淮夷与夏的关系及相关问题》认为:关于禹会涂山之地望,传统上有所谓安徽蚌埠、浙江会稽、重庆等数说,其中重庆说,较为晚出,史料也较为单薄,可以不用考虑。主要是安徽说与浙江说。现在考古学关于夏代文化的证据同样也不能支持会稽说,安徽蚌埠说则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近来考古学者于蚌埠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蚌埠之涂山与大禹史事联系如此紧密,笔者以为这启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以涂山为代表的淮河流域文明在上古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蚌埠禹会遗址的发掘,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此地非常发达的龙山文化类型,这表明此地文明的发展也曾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这对我们认识文献中大禹与此地的关联,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参照。反过来说,蚌埠“禹会”遗址的发掘,对我们认识文献中禹与此地的关联也提供了新的思路。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掘,尤其是其中丰富的龙山文化内涵,可以说为淮夷与夏的关联,提供了最新的考古学证据。值得一提的,最近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掘,更是为“禹会诸侯于涂山”一事,提供了新的证据。禹会遗址出土了大量具有不同地区文化特征,但同时又不具有实际用途的礼仪用陶器与《左传》所言的“万国执玉帛”之间的关联,是值得深人考虑的。综而观之,上述《左传》所记“禹会诸侯于涂山”一事,绝非虚言,它同大禹娶于涂山氏一样,都应当是真实可信的。禹会诸侯于淮河流域的涂山,说明此地很早就已被纳人夏的政治版图，这对我们思考古代国家的国土结构以及淮河流域文明在上古史中的地位都是有益的启示。

13、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罗琨《“禹会涂山"传说与史实的思考》认为:古史传说中“禹会诸侯”的可信性应是没有问题的。如今,在长久流传着禹会诸侯传说的蚌埠禹会村,又发现了相当大禹时代的大型祭祀台基址,证实在这里确曾发生过类似“禹合诸侯于涂山”历史事件。在蚌埠涂山,概括了“禹娶”“禹会”的“禹墟”之说能够长久流传,表明它并非无源之水,一种可能是蚌埠涂山确实是禹的故地。在广阔的中华大地,文明不是从一个中心发展起来的。

14、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教授谢维扬《禹会涂山之意义--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特点》认为:禹会村遗址的重要价值是帮助我们看到远古这一时期人群活动的重要内容和情形,从而对禹会涂山传说作为夏史一部分的意义做出更准确的判断。由此可以注意到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特点有:一、地方性小政治组织的普遍存在是形成真正国家制度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二、超强政治实体的出现及其对小政治实体的控制和组合对于国家组织出现具有关键作用。三、大地域控制模式是中国早期国家化进程的平衡点。

15、蚌埠博物馆徐大立《禹会村遗址发掘缘由与成果分析》认为: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的重大成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增添了重要内容,使得大禹文化的研究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新的考古文献资料也为我们研究大禹提供了重要佐证。禹会村遗址的发掘成果直接指向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能够决定中国文明史起源的重要历史事件--“禹会诸侯”,为建立夏王朝做好了前期铺垫。

16、山东大学栾丰实《蚌埠禹会龙山文化遗存分析》认为:禹会村及其附近的涂山一带,数千年以来流传着一些相当古老的传说,这些传说在中国早期文献中就有所记载。如《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候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就是其中之。禹会村遗址进行的勘探和五次正式发掘,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一批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王吉怀整理提供 摘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安徽省文化厅、蚌埠市人民政府编著《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讲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