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徐琦
《涂山禹庙》是一首咏史怀古的七言古诗,作者为清代乾隆年间诗人黄仲则。该诗收录于黄仲则所著的《两当轩集》卷七,全诗以《尚书·禹贡》等历史典籍中大禹治水的脉络为经,以《山海经》奇异的神怪为纬,将深邃的历史与神话交织,诗人铺陈瑰丽飞逸的想象,赋予涂山与大禹传说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已出版的众多关于蚌埠涂山的诗词资料的汇辑书中,黄仲则的《涂山禹庙》却未见收录,堪称涂山古诗苑中的一颗遗珠。
本文选取《涂山禹庙》一诗中援引的《山海经》的神话意象,浅析涂山传说与大禹神话的书写流变,释读其中蕴含的文化意蕴。
大禹传说与《山海经》的诗意叙事
《山海经》曾被视为具有实用价值的地理书。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它是最古的小说,有着“古今语怪之祖”“小说之最古”的评价。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山海经》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记载,西汉刘秀的《上山海经表》中,认为它是上古治水的大禹、伯益编著。
《山海经》具体成书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山海经》文献中记载的山川神灵,是诞生于战国时代至西汉初期的中国世界观之中的鬼神形象,在时间的长河里历经二千五百年。《山海经》中蕴含大量的创世神话和自然神话,可谓是中国文学重要源头。
黄仲则的《涂山禹庙》,全诗二十八联,四百六十四字。其诗构思奇崛,善用僻典,文意古奥。诗中呈现十八个《山海经》中的神灵异兽意象,沉郁的诗韵间氤氲着神秘的色彩,可谓是涂山与大禹的神话叙事史诗。
《涂山禹庙》一诗中援引《山海经》中的人物包括:因迟到被禹诛杀的汪罔氏(防风氏)、以脚步丈量大地的竖亥、发明造车技术的奚仲,以及以涂山氏形象出现的女娲。诗中还描绘了祥瑞之狐等仙灵,以及贯匈、深目、长肱、雕题等奇异氏族部落和操蛇的巫神。山川神兽方面则出现了长着九个脑袋的共工之臣相柳氏(相繇),还有竖目重瞳的怪物、龙首食人的窫窳、日行千里的驺吾,以及吉量、乘黄、天马等神兽,并运用了禹化黄熊的神话典故。
在《山海经》的神话和原始信仰体系中,显现着强烈的正邪相抗的意识和特征。黄仲则诗中的神兽意象也展现出善与恶的相生相克。
“贯胸长肱目或,操蛇衣卉颜涂。兜离僸声呶呶,窫窳首龙雕题鲛。”诗人营造的意境诡秘而邈远。“贯胸长肱目或”,包含了三个奇异的氏族群体。《海外南经》:“贯匈国在其东,其为人匈有窍。”“深目国在其东,为人深目。”《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东,有长胫之国名。”
“神人操蛇”源于先秦时期的巫文化,操蛇时蛇则是巫师手中的法器,充当沟通天地的工具。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这些个神,都是与蛇合为一体的,有的在耳边,有的在手中,有的在足下,无疑都是他们作法登天的工具。”东汉班固把《山海经》归入数术略形法家类,看作是巫术星相之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称其为“古之巫书。”
远古先人在创造邪恶灵怪的同时,还创造了掌管降雨的神或主管降雨的巫师。《海外东经》云:“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大荒北经》云:“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在没有真正掌握降雨的自然规律和影响降雨的因素之前,古人通过塑造雨师、雨师妾的神话形象,渴望借助对自然神的祭祀获得超自然的力量。
窫窳是凶猛的怪兽,有野性会吃人,却从未以其恶祸害人间,相反却帮助大禹治水参加到治水工程中,在凶恶的危贰负杀害窦窳后,六位巫神却倾力要救活窫窳。同样乘黄、驺吾等神兽都甘愿追随大禹,成为他得力助手。驺吾、吉量、乘黄、天马是《山海经》书中四大山海奇兽,都能日行千里,乘之能增寿千年。在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大禹不仅是治理洪水的英雄,更是与百姓同甘共苦的领袖,他以高尚的德行感召山川神兽,使其纷纷归附,成为其忠诚的追随者。
现有的《山海经》或其他资料都没有关于贯匈国、窫窳、驺吾、吉量、乘黄、天马等神怪与大禹治水的故事有直接关系,黄仲则撷取历史典籍里吉光片羽,把原先庞杂散乱的大禹传说,和原本从未有过关联的神怪仙灵,进行丰富的联想,重构了大禹治水的神话叙事,创造了一个关于涂山和大禹的神话世界。
黄景仁画像。 （据《清代学者画像》）
黄仲则《两当轩集》卷七《涂山禹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九尾狐与女娲:神秘的文化符号
《山海经图赞》云:“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翔见,出则衔书,作瑞周文,以标灵符。”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九尾狐是吉祥瑞兆的现身。《山海经》中有四种其状如狐的灵怪,分别是朱孺、獙獙、狍狼和乘黄。但是九尾狐出现在《山海经》有四处,是知名度最高狐灵怪,还有一处为尾巴蓬大的黑色狐狸。
“日暮失嗣心孔怓,祥狐候立风尾捎。”“鳖躯鹿足驱银泡,女娲化石立地胶。”诗中的祥狐与女娲,在黄仲则的诗境里已化作涂山氏女的身影。
汉代赵晔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记载,“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孤,九尾厖厖。……禹因娶涂山女,谓之女娇。”这里的九尾狐赋予着谶纬符应意味,同样预示着吉瑞之兆的图腾。
学界对于“九尾狐“的释义历来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九尾狐是九条尾巴,另一种认为并非有九个尾巴,而是强调其大而蓬松的样子。九尾狐的大尾是生殖能力强的表述,蔡堂根《九尾狐新解》中认为,原始社会大尾原本是和性能力结合在一起的,表明繁殖能力很强。东汉史学家班固《白虎通义》中说:“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显然,九尾狐作为生殖崇拜的神秘图腾,早已存在。在出土的西汉中晚期的画像砖上,开始出现有九尾细节的九尾狐形象,到了东汉后,画像砖上又出现了添加了双翼九尾狐形象。
涂山氏女是禹妻子。《帝系》:“禹娶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娲,是生启。”《说文解字》:“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是中国神话中的人类始祖。女娲最早见于《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在《天问》中,禹与涂山氏女也同时出现,“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可见,屈原所处的战国时期,女娲与涂山氏神话故事相对独立,至汉代司马迁著《史记》时,故事出现分异,这一时期似乎已出现涂山氏女与女娲合体的演变,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最后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
杜预注解的《史记索隐》:“《系本》曰‘涂山氏女名女娲’,是禹娶涂山氏号女娲也。”《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从神圣的女娲到美丽的女娇,涂山氏女称谓的演化,在历史叙事的空间,荡漾起几多柔情似水的妩媚。
在后代的话本小说里,涂山氏女摇身一变成了小说家笔下的狐仙。在清代的话本里,狐与涂山氏女又建立了直接关联。《萤窗异草·艳梅》的狐婆:“予本涂山氏之裔。”百一居士《壶天录》卷下的狐女:“妾涂山氏之苗裔也。”王韬《淞滨琐话》卷四的狐女:“妾故涂山氏之苗裔也。”管世灏《影谈·洛神》的狐女:“我涂山曾祖姑,嫁得神禹。”俞蛟《梦厂杂著》的狐郎:“余系出涂山。”
从创世纪的神女,氏族部落的图腾,再穿越到志怪小说中狐女,九尾狐、女娲、涂山氏女娇不同的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多样面貌。九尾狐的传说在大禹神话体系中不断演变,与女娲、涂山氏女娇等人物交织,形成丰富的文化符号。《涂山禹庙》诗中“日暮失嗣心孔怓,祥狐候立风尾捎。”是黄仲则笔下九尾狐的神话写照。
涂山禹王宫下的山崖有启母石,据考证为唐代依山就势琢刻的石雕。历代诗家对启母石多有吟咏,明代文学家宋濂在《游涂荆二山记》中有详细描述:“复从庙西循石坡而下,巨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妪俨也,相传为启母石。”在涂山岿巍的启母石下,诗人将思绪化为沉吟:“鳖躯鹿足驱银泡,女娲化石立地胶。”从九尾狐到女娲,诗人笔下的女娲是万物缔造的神祇,也是母性和大地的一种力量的结合体,更是诗化的涂山氏女娇。
鲧与禹和熊、能、三足鳖的演变
“众论概勿深推敲,黄熊怒气余咆哮。”黄仲则在这里化用了典籍中禹化熊的神话叙事。大禹化身为熊的传说见于《汉书·武帝纪》中,颜师古注引《淮南子》云:“禹治鸿水,通镮辕山,化为熊。”古史传禹父鲧被殛而化为黄熊。《国语.晋语八》:“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其后的《左传》《吴越春秋》基本承袭了前代说法,屈原也在《天问》里仰天长叹:“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
唐代学者陆德明《经典释文》解析:“黄能,如宇一音奴来反；亦作熊,音熊,兽名。能,三足鳖也。”更早的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有:“能,熊属。足似鹿。从肉,?声。能兽坚中,故称贤能。而强壮,称能杰也。现代学者张觉在《吴越春秋校注》注释中记:“《史记·夏本纪》正义:“鲧之羽山,化为黄熊,人于羽渊。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束皙《发蒙记》云:‘鳖三足曰熊。”据此,“能”当读nái(乃阳平),为三足鳖,字或作“熊”,作“熊“者实误,以为熊属之兽也是误说”。由此可见,古文字中,“能”“熊”二字互相为用。
《山海经》里有三足鳖记载。《中山经》:“又东南三十五里,曰从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竹。从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中多三足鳖,枝尾,食之无蛊疾。”
熊、能与三足鳖的汉字演变,鲧与禹两代治水者化熊的神奇故事,从远古的时空深处而来,散发着深邃而神秘的魔力。因为有禹化黄熊的传说,涂山当地百姓在祭祀大禹时绝不会捧出熊白这道供品,黄仲则也做了真实的描述:“肥羊满羫牛折尥,至今熊白忌荐肴。”
黄仲则的《涂山禹庙》以史入诗,叙述大禹得河图、娶涂山女的传奇经历。诗后半段通过万国来朝的盛况,展现文明秩序建立后各族融合的景象,是一首描绘涂山与大禹治水的神话史诗。其诗散发着惝恍迷离的诡秘色彩,迥异于许多咏史怀古诗篇直抒胸臆的表达,其风格与意境更接近《楚辞·天问》。虽无屈原《天问》里激情与愤懑,却与屈子一样,蕴含着对诡谲神奇世界隐喻和追问。
黄仲则所处的时代,表面上“升平盛世”,实则暗流涌动。清朝的“文字狱”到乾隆朝前期尤为严酷,乾嘉时期稽古之风悄然兴起,朴学大盛,文人纷纷埋头故纸堆,转向经学研究和文字训诂的考据之学。这一时期,《山海经》研究出现了高潮,多部重要著作相继问世。此时的诗坛受到乾嘉学派推崇实证和考据的影响,呈现出“济之以考据之学,艳之以藻绘之华”的创作风貌。黄仲则的《涂山禹庙》,引经据典,以史入诗,从中亦可以窥见乾嘉学人严谨的考据风格在诗歌创作中的渗透与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