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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正在浙江大学任教的汪胡桢教授，突然收到一封信件，而这封信件正是来自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写给汪胡桢的亲笔信就是诚恳地邀请汪胡桢出山，参加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他还特地请华东水利方面的领导同志代为拜访，三次登门。最终，汪胡桢被这番诚意打动了，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

汪胡桢任命通知书

然而，上任不久，淮河大水。治理淮河，成为新中国一项紧迫的任务。

汪胡桢

1950年9月，汪胡桢和其他水利专家一起赶往北京，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治淮会议。

按照会议确定的“蓄泄兼筹”的方针，汪胡桢和其他水利专家一起制订了治理淮河的总体规划。根据淮河洪水地区组成的特点，首先决定在淮河上游兴建一批山谷水库，而这些水库建成，将在汛期有效拦蓄上游的洪水，从而大大减轻淮河下游在汛期时的洪水压力。

会议结束后，汪胡桢赶往大别山里的佛子岭，新中国治理淮河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将在这拉开大幕。

1950年冬，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美国对我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和禁运，钢筋、水泥等施工材料在建设工地上严重缺乏。在保证水库建设质量的同时，如何减少人力、物力的支出，是汪胡桢首要考虑的问题。

而水库坝型的设计决定着建筑材料的用料多少，因此对于坝型设计的选择，汪胡桢尤为重视。当他一遍一遍在工地演示坝型模型时，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佛子岭水库大坝修成钢筋混凝土连拱坝。

佛子岭水库模型

1951年冬的大别山，异常寒冷，在佛子岭工地会议室里，会集了茅以升、钱令希、黄文熙、谷德振等十六位国内顶尖的水利水电方面的专家，对于坝型设计，他们整整讨论了三天三夜。

有图纸和工程量估算表相助，专家们很容易就明白了连拱坝在好、快、省方面占有突出的优势。找到这样一个既节约建材、又缩短工期的坝型设计方案，中国专家们无不欢欣鼓舞。但是，当他们满怀期待地请苏联专家给出意见时，迎来的却是一票否决！

汪胡桢治淮日记

设计方案摇摆不定，大家把情况汇报给治淮委员会主任曾山。

听完汪胡桢对设计方案的充分论证，曾山犹豫了片刻说:“既然中国专家认为连拱坝方案有道理，有把握，就应当相信我们自己的专家”。他还表示: “汪胡桢是有胆识的专家，今后要全力支持他，克服困难，早日建成大坝。”

当曾山主任的意见通过无线电传到佛子岭时，工地上的技术人员一片沸腾，施工大军也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

曾山照片

虽然施工条件简陋，但汪胡桢始终一丝不苟，带领大家解决一个个难题，保证水库的工程质量。赶在来年汛期前完工，已经是个死命令。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让佛子岭工程被迫停工。

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工程到底可靠不可靠。我们就问汪老，这个工程有把握没有？汪老笑着说，你们要觉得没信心的话，这个工程就没有把握。

洪水虽然可怕，但佛子岭工地上的劳动大军凝聚一心，抢修设备、维护工具。确保洪水退后，工程继续进行。

万万没有想到，洪水刚过不久，一场意外的火灾却又接踵而来。这场大火让工人们自建的宿舍毁于一旦，连生活用品也被大火烧光，工地因此变得更加忙碌。

佛子岭工地发生大火

1953年11月27日，工地上气氛紧张，人们肩挑手抬，奋勇抛石，终于在太阳落山之前完成了一次性合龙。在围堰合龙的几个月后，佛子岭水库终于建设成功。

1954年6月，也就是水库刚刚完工不久，淮河流域就发生了50年一遇的大洪水，淮河瞬间告急。

一个月后，佛子岭水库首次接到拦蓄洪水的命令，而此时水位离坝顶仅有5米，水位不断上升，大坝随时都有溃决的风险。如果水库此时决口，淮河下游势必会发生严重水灾，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让人惊喜的是，大坝最终安然无恙！它巍峨屹立，保住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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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冯士雷

编辑：马爱杰 宋欣桐

主编：赵葳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