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津浦铁路蚌埠淮河大铁桥修建的前前后后
文/辛 建
火车、铁路,是近代工业文明的象征,正是由于津浦铁路的修建特别是淮河大铁桥选址蚌埠,才使得这里从一个普通的乡村集市,很快发展为皖北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商贸巨镇。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选址于此,就没有近代蚌埠的兴起。斗转星移,岁月如梭,蚌埠淮河大铁桥已历百余年沧桑,至今安然无恙,仍在使用,并成为当地著名的地标和全国知名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津浦铁路的开建
修筑于晚清时期的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至浦口,与沪宁线隔江相望,全长1009．48公里,是华北通向华东的主要干线。
津浦铁路的修建历经一波三折。从清光绪六年(1880)刘铭传上书清廷、建议“议借洋款”修建由北京经山东到江苏清江的铁路始,中经光绪二十二年容闳建议修建由天津经山东德州至江苏镇江府的津镇铁路,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正式批准向英、德两国借款修建此路,历时近30年。在清廷外务部代表与英、德银行签订正式借款合同时(1908年1月13日),因沪宁铁路即将建成通车,为便于将来联运并接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建议,将津镇铁路徐州以南路线,改经安徽省宿县、蚌埠、滁县,终点站为浦口；因此,津镇铁路改称为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亦为《津浦铁路借款合同》(参见健鸣:《寻访津浦线》,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198页)。由于津浦铁路所经地区大部分为平原,所以全线除横跨山东境内黄河、安徽境内淮河的两大桥工程艰巨外,一般施工较易。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二(1908年6月30日),津浦铁路北段开工典礼在天津举行；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南段开工典礼在浦口举行。而在南段工程正式开建之前,淮河大铁桥的选址勘测,已在英籍总工程司德纪的主持下开始进行了。
二、淮河大铁桥桥址的选择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淮河大铁桥选址对整个津浦线走向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对于沿淮两岸所经之地的交通条件及后来的发展则影响甚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铁路月刊(津浦线)》曾概略记载了当年津浦铁路淮河大桥选址的经过和结果:“规划之始定桥址于临淮,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总工程司德纪亲往测勘,以为地势低下,河流泛澜,盛夏水涨,恐将溢过桥轨,乃改于临淮上游十二英里之蚌埠建桥渡淮,其地势较高,虽河水甚深,工作较难,而河身恰系石底,建桥必易巩固。长淮卫河底虽亦坚硬,而地势洼下,须多越数大河流,且经过村落太多,迁让尤难,究不如蚌埠为得势。后虽怀远绅董有改筑路线由荆、涂山麓建桥之请,然两山夹峙,淮流汹涌,于以施工艰险尤甚,故因势制宜,而卒以蚌埠定议焉”。
这样,德纪根据实测结果,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特别是建桥的长远之计,并在清廷督办津浦铁路事务大臣吕海寰等人的支持下,断然舍临淮关、怀远、长淮卫,将桥址选择在蚌埠。
三、淮河大铁桥建桥样式的确定
桥址选定后,即面临着建桥样式的选择——在淮河上究竟是建造固定桁梁桥(俗称平桥、呆桥)、还是旋转式活动桥(俗称活桥)。德纪根据淮河水文条件与工程预算费用,倾向于选择固定桁梁桥,而经常来往于淮河航道从事引盐运输的盐商闻讯后,则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对此提出异议,并上书有关官员,多方呼吁应改建活桥或加高桥梁、另可考虑采用轮渡方式,其呼声通过地方官员上奏清廷,甚至一度引起当朝最高统治者的关注。
1908年底,淮河流域颇具影响的36家盐商大户在得悉“津浦铁路在凤阳府属之临淮河南勘造河桥直达北岸”的讯息后,以往来淮河运输的“盐船桅杆约四五丈,八九丈不等,诚恐桥孔低狭,不但于盐船有碍,且恐于往来商船诸多不便”为由,联名上书清廷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吕海寰,“恳请将桥或建高大、或造活桥,以利盐运”；吕海寰接此上书后即批饬南段总工程司核复办理,并咨行安徽巡抚查照(载《申报》1909年2月21日,第2张第3版)。
平心而论,盐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淮河上建造桥梁样式提出异议,也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如若“将桥或建高大”,要受制于工程预算费用、桥路衔接等诸多因素,难以施行；而若在河面上建造可随时开放的“机器活桥”,经南段总工程司德纪等权衡后则明确回复“以建造活桥诸多危险,于路政有碍”,督办大臣据此也“势难照准”盐商之请,并“札委何道亮标前往该处切实晓谕”(载《申报》1909年4月26日,第2张第4版)。
36户盐商的请求未能如愿,并未就此罢休,而是于次年春夏联络更多的盐商与设在正阳关的皖北商务总会暨商航各业公会等,并运动安徽头面人物以“皖绅全体”的名义,分别致电上书在江宁(南京)总管江苏(含上海)、安徽、江西三省军民政务的两江总督端方,就淮河建桥样式问题再提异议,提出了加高桥梁、采用活桥、使用轮渡三项选一之请(载《申报》1909年7月21日,第2张第2版)。
作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端方在接到其治下有关淮河建桥问题各类上书后,非常重视此事,在与督办津浦铁路事务大臣会商后,专门派员就建桥选址、建桥样式等进行再次考察,并将有关情况致电邮传部、督办大臣等。从端方在电文中所云淮河建桥应“妥筹完善办法,期于路工、水利两有裨益”来看,他是倾向于建造“活桥”的。随后,在其上奏朝廷的奏折中,果然更是明确提出了津浦铁路淮河建桥应以筑“活桥”为妥的建议；清廷接到端方奏折后,朱批(清代制度,皇帝在奏章上用朱笔所书的批示)如下:“着吕海寰、孙宝琦商同该省督抚妥为办理”(载《申报》1909年8月1日,第1张第4版)。
就在淮河上应筑何种样式桥梁最终决策的关口,1909年8月间,清廷人事出现了重要变动:端方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而“吕海寰著开去督办津浦铁路大臣,着改派徐世昌督办津浦铁路事务,并著派沈云沛帮办”(清廷上谕,载《申报》1909年8月3日,第1张第2版)。
继任的督办津浦铁路事务大臣徐世昌及帮办沈云沛,就淮河建桥样式再次专门“派员偕同绅商实地履勘、详细调查”,“终以活桥危险,诸多窒碍,决议仍建呆桥”,同时考虑到往来淮河的盐商与其他商人的利益、方便淮河水上运输,拟“另于上、下游修筑船坞,并安设拔桅起重机器,以便舟楫往来之用”；另外,徐、沈两人也充分肯定了前任建桥选址蚌埠为妥当,指出“查淮河水底多系泥沙,惟蚌埠地方系属石底,经前督办、臣饬在该处建桥以期巩固”(徐世昌、沈云沛:《津浦铁路南段淮河桥工告成并工程进步情形由奏折》,宣统三年闰六月初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至此,津浦铁路淮河建桥样式确定为固定桁梁桥,建桥选址蚌埠也最终得以确定不变。
四、淮河大铁桥开工建设与竣工
宣统元年十一月(1909年12月),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正式动工修建。
在清廷督办大臣的主持下,英籍总工程司德纪以严谨、敬业的态度,使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铁路建桥技术,指导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克服所遇各种困难,使建桥工程得以顺利进行。由于当时津浦铁路临淮关以南尚未铺轨通车,建桥所用材料均靠数万民工溯淮河水运至蚌埠。
经过千名技工、2万多民工持续不断的努力,至宣统三年二月(1911年3月)大桥墩台完工,同年四月十六日(1911年5月14日)全桥竣工建成,为9孔跨度62.8米的柏式下承钢桁梁,全长586.28米,整个建桥工程历时17个月。据当时督办津浦铁路事务大臣徐世昌等就淮河大桥竣工上报清廷的奏折称:“至本年四月十六日全桥一律告成；该桥除南北两岸桥翅不计外,桥身计长一千八百七十六英尺,中列九孔,每孔各长二百英尺；分筑桥墩八座,墩顶各厚九英尺半,墩之东西两侧面作半圆形以分水势；每墩由顶向下高度自五十五英尺至一百十尺不等,均各深至河底石面,基础极为稳固”。
在建桥过程中,共完成混凝土8806立方米,另使用花岗石352立方米,石子508立方米,钢材250吨,除钢桁梁系购自苏格兰锐特赫德森公司外,其他各项器材均在国内购置,所用气压沉箱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全桥用款项不及100万银圆,较原计划110万元节约10余万元(参见蚌埠铁路分局路志办公室:《蚌埠铁路分局志》,中国铁道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五、淮河大铁桥的历史价值与对蚌埠崛起的重要影响
蚌埠淮河大铁桥是津浦路上仅次于黄河桥的大铁桥,在淮河大铁桥建成后的次年(1912年)11月16日,位于济南城北的泺口黄河大桥竣工,并于当年年底正式投入使用,这标志着津浦铁路全线贯通,结束了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段通车的局面。
由于黄河水含沙量大,河床淤高快,在历经80年风雨后,因防汛安全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铁道部决定,从1991年4月21日起,泺口黄河大桥停止客货列车通过,全桥封闭,所有客货列车改经位于该桥上游20公里处的曹家圈大桥(1976年6月竣工)通过,泺口大桥至此结束了历史使命。而位于蚌埠的淮河大铁桥在历经百余年后,虽曾遭受两次大的人为破坏和数百次洪水的冲刷洗礼,但至今依然矗立,仍在使用；它不仅成为蚌埠百年沧桑历史的见证,是当地最为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和一道亮丽的景观,还于201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成为中国现存保存较完好的铁路桥和珍贵的近代工业遗产,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文化价值。
淮河大铁桥的建成和蚌埠车站的设立,特别是津浦铁路的全线通车,使蚌埠这个原先仅为凤阳县西北的乡村集市成为津浦铁路与千里淮河的交会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便利快捷的交通条件、不断扩建的港口码头,又促使这里很快变成皖北商贸中心、津浦铁路南段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市场和初具规模的新兴城市。尤其在人们将其与附近的临淮关比对时,更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本来,在修建津浦铁路勘测阶段,距蚌埠仅数十公里的临淮关凭借“商贾辐辏,帆樯林立”的传统交通与商业中心地位,已初定为建造淮河大铁桥的必经之地,然而由于这里地势低洼,易受水患,桥址最终选定在蚌埠,这不仅使交通线的局部产生变动,而且引发蚌埠、临淮关两地区位形势的变化,从而导致皖北交通中心、商贸重镇的变迁。正如1936年编撰的《凤阳县志略》中所述:“自平浦路(津浦铁路)成,形势一变,蚌埠因为平浦路南段中枢,一跃而为重镇,直取临淮昔年之地位而代之”,并在随后成为民国时期安徽“最重要的快速发展城市”和省内第一个建制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