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背景
风云变幻霜后雪,内忧外患肠肺摧。
炮声十月惊天地,辛酉申城响霹雷。
马列照耀航向导,工农唤起戟矛挥。
春秋八秩血流汗,盛世全民喜上眉。
这首诗来自一位如今已届百岁的老党员。他就是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蚌埠解放时参加接收蚌埠市、解放后又在我市工业战线上耕耘多年的马则先。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周年时,壮心不已、余热生辉的马老感慨自己亲身参与的党的事业的波澜壮阔、亲身见证的华夏盛世的来之不易,慷慨而作。
在日寇的铁蹄下开展地下工作,宣传马列主义、培育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在满目疮痍的皖北重镇接收城市；在百废待兴的淮畔明珠“工业强市”……马则先的百年人生,和这百岁中国共产党共赴征程,从那时的烽火岁月砥砺行至如今的盛世华章。这样的奋斗人生、这样的红色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细细品味、深深思考。
蚌埠新闻网记者 郝玉琳
【人物简介】
2021年3月30日,98岁的马则先接受记者采访
马则先,男,又名马华生,曾用名华图。1923年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市,自幼读至高小毕业,因“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家乡沦陷,被迫辍学,到“孤岛”上海商号当学徒。1942年初,参加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群众团体“益友社”,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战后期,一度被派往浙江嘉兴地区工作。日本投降,撤回上海继续在益友社开展工作。先后任中共益友社党团委员,社友部副主任,服务部主任,理事会理事。利用该合法团体组织,团结群众,组织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等群众运动。1948年引起了敌特的注意,10月由上级党组织决定撤离上海,到苏北解放区华中党校学习。1949年初,调到江淮工作团参加接管蚌埠市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商部任职,随后任宝兴油厂厂长。1950年起,先后任皖北企业公司科长、皖北印刷厂副厂长、蚌埠市人民印刷厂厂长、市政府工业科公营企业组长、市工业局秘书科科长、市委工业部私营企业科科长、市委工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市工业局副局长、蚌埠专区化工局局长,撤销专区后任市化工局局长、市重工业局局长等。“文革”中受到冲击,1970年调任蚌埠化肥厂革委会副主任。后历任市化工局革委会副主任、市化工局局长、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兼党组书记。1983年离休。
【老骥伏枥】
98岁高龄的马老依然精神矍铄、头脑清楚、思路明晰,对国家和党的事业满怀热忱。忆起接触马列主义的最初岁月,他难以抑制心潮澎湃,谈及为蚌埠工业发展殚精竭虑的日日夜夜,他依然壮志满怀。
“看到电视里放西方‘碰瓷’新疆棉花事件,看到中美外交新闻,他嘴里的饭也停下不嚼了,水也忘记喝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电视,不愿错过一个细节,饭都放凉了。”儿女的这般“责怪”,却映射出这位老党员坚守一生、忧国忧民的火红初心。
中国还有这样好的党!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大片国土,原本还在上学的我,学不能上了,家乡也待不住了,没有办法继续读书,一直逃难没有生活来源,实在无法持续。为了谋生,1940年我到上海去当学徒。那时虽然上海已经沦陷,但是英美等国家与日本还没有断交,所以上海的租界区域日本人还不敢动,租界里较为安全,原本的生活可以继续,包括中国人在租界里开设的企业继续运行,当时的上海因此被称为“孤岛”。
我到了上海之后,就在一家做棉布批发生意的商号当学徒。但是学徒的生活没安稳多久,1941年底,日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对日宣战。这样一来,租界也被日寇占领,成了沦陷区,不再安全。租界里的洋人都被鬼子赶到了集中营里。此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长期战争消耗很大,对我国物资进行疯狂掠夺,规定棉布、棉纱、棉花全部由他们收购,说是收购,实际上给的价格极低,等于是明抢。不仅是掠夺物资,日寇还不允许这个行业的商业活动,整个行业停滞,现有物资全被冻结,我所在的棉布号也关门了。但是由于资方还有观望待机复业的思想,保留了部分人员,我就是其中之一。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位同样困在这里的同乡——陈炳裕。我们非常投契,志趣相同,他还借书给我看。我记得他借了一本《西行漫记》给我,我看得如饥似渴,一口气读完之后大有感触。原本我对中国的前途很悲观,此时看到中国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这样好的党,还有这样一批好的领导人,我觉得中国有希望了!经过互相借阅书籍和交流思想,我们两人越谈越投契,就都想去参加新四军,一起抗日。我们正在谋划这件事时,有一次我碰到了表哥韩西雅,由于他平时对时局的看法非常透彻、让我钦佩,我就把想去参加新四军抗日的想法告诉了他,问他的意见。他听了之后就说,“抗日好哇,但是不一定非要去部队,上海也有很多抗日的事情可以做哇!我介绍一个地方,你去看看。”就这样,他引导我去了益友社。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韩西雅1940年就加入了共产党。
益友社原本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宣传抗日救亡的社团,但是在租界也沦陷后,益友社为了掩护好自身活动不得不收缩,关闭了原来的大力宣传抗日思想的戏剧社等,只保留了图书馆、诊疗所、理发厅、补习学校几项为职工改善福利的服务,以搞福利的方法来悄悄地宣传抗日救亡的主旨。而保留的这几项服务里,我所在的图书馆,就是传播思想、培育青年的最主要的阵地。
在敌人眼皮底下发展共产党员
我刚刚加入益友社时,益友社正处于低潮时期,骨干都已经撤走、去了根据地或部队。我们宣传抗日救亡,主要依靠图书馆。那时候规定的是,先参加益友社,才能借阅书籍,要先登记成为社员,然后才能成为读者。而这个登记手续,就在图书馆借书时办理。我参加图书借阅等工作,就注意跟读者接触,和他们多交谈交流,慢慢熟悉之后,从中发现思想比较进步的读者,向他们宣传抗日理念,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举措等。星期日我还会抽时间去旧书摊买一些共产主义骨干分子离开上海时留下的旧书,宣传进步思想的。我一边进行自我提高,一边广泛地与读者接触。1944年,韩西雅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负责借书的这个部门就叫流通股,我担任流通股的总干事,吸收进步的读者进入图书馆,帮助大家学习交流提高,同时发展其中的先锋成为共产党员,动员他们去参加新四军等。
1949年9月,同志们为庆贺马则先结婚送来的贺卡
比如,有一个读者名叫叶旦皓,浙江余姚人,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想培育,我们把他发展成为积极分子,一次思想交流中他透露想参加新四军。我就告诉他,“就在你家乡旁边的四明山,就有我们新四军的浙东纵队在活动,你老家离新四军根据地非常近,你想参加新四军可以去那里。”然后他就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去四明山参加了新四军。这之后我就只知道他去四明山参军了,没有其他消息。直到几十年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两幅书画,才知道他后来随部队转业在北京,他又通过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韩西雅找到了我的地址,托路过蚌埠的亲戚给我带来了书画,相隔数十年,我们再次取得了书信联系。再比如后来曾任上海市人大秘书长的沈敏康同志,也是我们益友社的社员,通过相似的方式由我们发展成为共产党员。
抗战后期,我一度被组织派往老家嘉兴工作,奉命打入嘉兴地区国民党内部。经过几个月的奋斗,把这项任务完成后,12月,我回到上海与韩西雅同志接上关系,确定我仍回益友社工作,这样我又继续与许多老同志一起为发展益友社而共同战斗。这时的益友社在党的领导下,已经恢复到日寇进占租界前那种蓬勃发展局面,各行各业干事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发展起来,康乐、美术、学术、出版等各种活动均开展得红红火火,还新建立托儿所、缝纫组等服务部门,积极投入反内战,要民主、要和平的各种活动,从而使益友社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社友达到1.5万人,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蓬勃发展景象,为紧密配合解放战争作了积极贡献。我们社友部也不仅是登记统计,还组织各行业社友联络干事会工作,组织发动参加各种政治集会,团结广大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成为第二条战线的一部分重要力量。
例如,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拒绝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长期停战、重开政协、要求和平等建议,内战危机日益严重,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派马叙伦等十人组成请愿代表团去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上海各界群众约十万人前去欢送代表,形成大规模的反内战的示威游行。我们参加了“六·二三”游行活动,还参加了被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的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教授的追悼会,控诉和揭露国民党破坏民主、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罪恶行径,揭开他们的虚假外衣。
这一时期美蒋勾结,签订“中美商约”,美货大批涌入,中国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大批工人失业,为了挽救民族工商危机,反对美货倾销,上海职工成立了“爱国货抵制美货筹备会”,1947年2月9日在劝工大楼召开大会,国民党反动派布置大批特务袭击会场,造成二十多人受伤,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打身亡,造成“二九”惨案。上海各人民团体纷纷展开慰问募捐活动,发表宣言抗议。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等进步报刊揭露事件真相。而国民党报刊却捏造事实,说是两派意见不同打起来,死了人。当时郭沫若身穿长衫参加活动,国民党报纸上却说他穿西服别了派克钢笔,蓄意歪曲事实。当时我带了社友陆震同志参加活动,他单位订阅的是国民党报纸,上面的胡编乱造,使他看到了国民党的虚假面具,他受到触动和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后来被培养成了共产党员。
奔赴江淮大地
解放前夕,淮海战场战斗十分激烈,上海解放胜利在望。此时,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干部、保护组织安全,同时也为了顺利接管好上海,需要培训干部。于是就将很多党员从上海撤退到解放区,其中绝大部分都到了苏北解放区的华中党校,我也在其中。我们的学程还没有完成,淮海战役基本结束,蚌埠解放,出现了配备干部不够、需要支援的情况。就此,中央给华中党校发来电报,党校确定了约160人到蚌埠来参加接管。1949年元月21号,我们从华中党校的所在地淮安出发,大家踏着冰雪,步行往蚌埠赶,经过11天的艰苦跋涉后终于到达。
1966年3月,接待来蚌传经送宝的全国先进刀具观摩推广队华东分队
安顿好后,我被分配到军管会的工商部。当时的蚌埠虽然已经是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城市,但是上规模的工厂很少,我们负责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主要是两个面粉厂,宝兴面粉厂和信丰面粉厂,这两家也是当时蚌埠最大的普通工业企业。在接收宝兴面粉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宝兴面粉厂下面有一个规模很小的油厂,此时油厂的工艺十分落后,不仅在露天榨油,而且完全依靠人工推着器具进行操作,这时候也已停产数年。遵循中央发展生产的思路,我们准备把它恢复起来。于是组织上派我到油厂去接管,恢复生产。1949年5月到任后,我把厂里的设备整理出来,打扫和清理厂房,重新组织恢复生产。
但在油厂厂长的岗位上只干了几个月,我就接到了中央的学习通知。解放初期各地百废待兴,急需干部,特别是工业方面懂行的干部。而此前干部们大多对工业并不熟悉,此时中央就组织干部学习培训,通知全国各地派工业干部到大连学习。在大连学习期间,我参观了很多展览会,之后又听讲座,学习各方面的管理知识,如技术管理、财务管理、计划管理等,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习机会,为我们后来建设蚌埠自己的工业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大连回来,我被调到了皖北企业公司工作,担任企划科长。在这个岗位上,我对那个时期蚌埠总体的工业情况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
解放初,蚌埠最多的还是一些作坊式的小型工业企业。比如当时市里有很多工艺落后的作坊规模的小卷烟厂。后来成为蚌埠税收重要来源之一的东海烟厂,是从苏北解放区迁来的。东海烟厂生产的是飞马牌香烟。苏北解放区的厂迁到了两个地方,一部分到了上海,一部分在蚌埠,所以那时候上海和蚌埠都有飞马牌香烟。另一家迁来的企业是从连云港来的建华肥皂厂,这是连云港地下党办的厂,解放后迁到蚌埠。
此外,蚌埠本地的私营企业还有两家布厂。本地还有一些很小规模作坊型的机械修理厂,基本都是用手工的,主要以钳工的敲敲打打的工艺为主,个别厂有少量很落后的皮带带动的车床。蚌埠玻璃厂也是外地迁转来的,这儿指的是生产玻璃器皿的玻璃厂。对私改造以前,上海有一些工业过剩了,玻璃器皿的需求就已经饱和,我们就动员这家民族资本企业迁厂到蚌埠来,这样在蚌埠建了玻璃厂,生产热水瓶,后来又有酒瓶、葡萄糖和饮料瓶等产品。而后来的平板玻璃厂则是在大跃进期间建设的,那时国家要发展平板玻璃,我们根据周边有原料产地的有利条件,向国家申请计划,发展起平板玻璃厂。
这一时期自建的还有空压机厂,这个企业的诞生,还是源于宝兴面粉厂。宝兴面粉厂里聘有德国工程师,设备也非常齐全,特别是机修车间的机床齐备,技术工人也非常多,机械方面的力量非常强,车工、钳工等工种齐全,车床、磨床等设备较为先进。所以皖北企业公司建立以后,我们就把宝兴面粉厂很强的机修力量和技术划出来,除给他们保留一部分必要的机修力量和设备外,大部分抽调出来成立了皖北铁工厂,这就是空压机厂的前身。
到了1951年,治淮委员会成立,为了满足治理淮河的要求,为水利事业生产设备,这个时期蚌埠市又建立了几家工厂,其建设初衷都是为治淮服务,这其中就包括淮河机械厂,即后来的柴油机厂,还有水利机械厂,即后来的水泵厂。
另一些工厂来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公私合营,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淀粉厂、葡萄糖厂、建华造纸厂、义聚永锅厂和福昌火柴厂,以及机床厂,这几个厂既有民众需要,各方面条件也比较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摸底,我们确定了这几家进行公私合营试点。合营之后,工方代表担任正厂长,资本家担任副职。这些企业中很多后来发展较好,如后来为大家熟知的蚌埠火柴厂就是这时改造的福昌火柴厂和另一家天津老板创办的火柴企业合并诞生的。
把企业从“下马”边缘拉回来
说起计划经济年代蚌埠工业的辉煌,很多人都会提起“五大机”,而“五大机”之中的机床厂发展之路坎坷,甚至一度到过下马的边缘。而其后来的辉煌,就包含着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抓住机遇改变企业命运的故事。
1954年公私合营之初,市里已经有了很多工厂,但却没有像样的修理厂,大量机械设备坏了之后只能拿到外地去维修,所以我们考虑市里需要一个修理厂,就把一些铸造、钳工、精加工等方面的小型机械修理作坊整合起来,成立了机械修理厂,性质是公私合营。大跃进时期,思想解放,市里打算自己制造机床,于是机械修理厂就向自己研制机床努力,更名为蚌埠机床厂。1958年,我们从上海动员了数百名知识青年到蚌埠来支援,让每一个厂里都有上海知青。人员的充实和技术的磨练,使得几年之后机床厂的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到1962年,机床厂已经与中央一机部挂钩,生产任务由一机部下达。
但这时恰逢国家公布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工业大调整,很多厂都在下马和减员,机床厂动员了不少人回农村,企业本身也在调整。这时候省政府下达了一个文件,其中要求机床厂改厂名,下马,恢复成以前的机械修理厂。当时机床厂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能要与一机部挂钩脱钩,面临没有生产任务的艰难局面。但是工厂这时已经可以自己生产机床,此时下马太可惜。意见统一后,我们代市政府起草了呈给省里的报告,表达了想保留机床厂的意见。此时中央也派出工作组到各地了解工业调整情况,派到安徽的工作组考虑到蚌埠机械工业全省最强,来蚌深入了解。汇报过程中,我特别强调机床厂的情况,会后,由一机部副部长兼任的工作组组长表示,你们的技术力量很强,熟练工人很多,但是厂房小,生产环境差,所以是去是留还需研究后再定。
工作组回去后,很快一机部就发来电报,给了蚌埠机床厂一个机会:试制仿型铣。这是一种制造轻武器装备配件的设备,除了配给我国的军工厂,还用于支援那时正在进行美越战争的越南。这个任务给了两家企业,一家是一机部直属的大型机床厂——昆明机床厂,另一家就是蚌埠机床厂。部里的要求是让我们到昆明机床厂拿图纸,之后试制3台,完成后如果能够通过技术检验,就可以得到生产任务。
机床厂厂长立即赶到昆明机床厂。拿回图纸后,厂长带队组织技术人员、工程师、熟练工人一起,呕心沥血钻研如何加工试产。经过大家共同艰苦努力,两三个月后就试制出了三台仿型铣,一机部派专家来蚌检测,结果全部合格!部里知道我们设备差,所以不仅给了生产任务,还提供了我们欠缺的所有设备。
有了这么多新设备,我们的老厂房、老车间无法容纳生产,我向市委汇报之后,市委决定把钢铁工业下马之后空置的第一钢铁厂厂房安排给了机床厂。就这样,本来要关门、下马的机床厂迎来了生机,后来发展成为蚌埠“五大机”中的一员。
(特别鸣谢市委老干部局、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给予本文的大力协助,图片由市委老干部局和授访者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