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背景
“谷阳侠骨傲骄阳,坦荡胸怀走四方。沐雨经风磨壮志,耕云种月谱华章。”这四句诗,来自一位九十高龄的固镇老人,一位为官数十载却从未“跳出农门”的耕夫,一位把毕生心血倾注于千里沃壤的共产党员——高级农艺师胡争。
从小学教员到农工部长,再到拖拉机站书记,从副县长到市农林牧业局局长,从灵璧县到固镇县再到蚌埠市,从冷静老成的少年到负轭前行的耕夫,再到仍怀壮志的长者,从教、务农、为官,他稳健有力,一路走来。70多年前,他参与了那场让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的梦想“耕者有其田”变为现实的土地改革；60多年前,他在固镇推行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广袤田野里艰难地迈开农业机械化的第一步；40多年前,他在全县大会上发言表扬敢试敢闯敢致富的农民“冒尖户”,又把他们的事迹搬上《安徽日报》；10多年前,他欣喜地亲历农业税全面取消。年近九旬的今天,他说自己最爱的就是脚下这片土地,就是生他育他的农民,自己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如今父老乡亲们再也不用为吃穿发愁,家家户户都在致富的大道上奋进。
蚌埠新闻网记者 郝玉琳 文/图
胡争近照
胡争,1932年2月出生于安徽省灵璧县藕庄。1949年3月在固镇任小学教员,后历任灵璧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县农业拖拉机站站长,固镇设县后任县农业拖拉机站站长、县农委主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蚌埠市农林牧业局局长等职,1995年4月离休。
【老骥伏枥】
岁在辛丑,时逢盛春。提前约定的这个春日下午,我们赫然发现,近九十高龄的胡争先生竟然亲自下楼,迈着稳健的步伐,满面红光,乐呵呵地走向小区门口,迎接我们的到来。这位看上去仿似七旬翁的老人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精神矍烁。草根出身的胡老,深扎泥土、朴实无华,将自己在农村几十年间亲历的风风雨雨,在农业领域见证的伟大进步娓娓道来。那些轰轰烈烈的年代里波澜壮阔的记忆,在数十载沉淀后,都已化为这位耕夫“栽培心上地,涵养性中天”的淡泊。
八路军让我识上了字
我家在解放区,具体是在灵璧、泗县、五河的交界处,名叫藕庄。解放区一开始都是在几个行政区划的交界处建立的,所以我们那儿那个年代叫做泗五灵凤县。从小我家就不富裕,我父母都不识字,是地地道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那时候农民的日子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小的时候,到收获季节,在大人收割完毕之后,我们小孩儿经常会把唯一的鞋子脱了,到地里去捡拾麦粒,甚至更小的芝麻粒,真的是一点点吃的都不敢浪费。
我父亲虽然不识字,但是他特别会种地,那时候咱们周边这个地区,一亩麦子地一般只能收三四十斤,收麦的时候,田里的野草都能长到半人高,扎收麦人的屁股。那时一亩麦子地能收到五十斤就算不错了,我家的却能收到百斤左右,所以在吃的方面,比别人家好一些。父亲还在房前屋后种了很多胡萝卜,到秋天霜冻时可以收获,权作口粮的补充。周围人家大多比我家条件更差,每年秋收之后,收上来的粮食不够吃,周边有些人就来我家要口吃的,我家口粮也不宽裕,但是只要来的人,父母亲都会给他们一些胡萝卜,帮着他们保命。拿我们家乡整体来说,那是远近出名的逃荒乡,秋收后口粮都不够的老百姓很多都往南逃,一路走,一路要饭过活。
1991年,在市“杂交稻”会议上发言。
我能读上书,全是因为彭雪枫的队伍来了,我们有了解放区,八路军开始给我们这些普通农民办学校,我开始识字、学文化了。1946年我们党的部队东撤之后,国民党还乡队在我们家乡胡作非为,我一边躲避,一边想办法继续学习,第二年,我考上了灵璧中学。很快,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开始了,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到了我们这边。兵荒马乱,灵璧中学的学生有不少也往南逃。那一天,下午4点多钟我还在学校,5点左右天刚刚要黑,我就趁大家不注意,从墙头翻到小孟庄,藏到了姑姑家,歇息一宿之后,第二天开始往家乡藕庄走,回去找我们党的部队。这一路上,我多次遇到了从淮海战役战场上退下来的国民党败兵,他们在战场上打不赢,却在乡里到处抓老百姓,每次我远远地看到有败兵来了,就迅速到冬天干涸的沟渠里趴伏着,70里的路程,我走了两天半,总算是找到了部队。
那是1948年的12月,固镇全境解放,但是解放之初的固镇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加上又是深冬时节,天气寒冷,物资短缺,不少赤贫户和灾民、难民缺粮断炊,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散兵游勇到处骚扰破坏,散布谣言,社会上对共产党能不能管理好社会心存疑虑。我们党一方面开仓济贫、安定民心,一方面积极组织生产自救,淮海战役结束后,又动员大家支援渡江战役。随着各项有力措施的落实,民心逐渐安定下来,社会秩序逐步恢复。
就我个人来说,组织上对我的工作安排是,让我筹办小学校。这样,我这个中学生做起了小学教员。第一年在我家乡的藕庄小学任教,第二年在灵璧南部的汤庙小学任教,总共教了两年半。组织上对我这期间的思想和工作比较认可,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当上了乡团委书记。1951年,根据组织要求,我又到了灵璧县固镇区,在区青年团短暂任职后,到灵璧农民委员会(后改称农村工作部)工作,26岁时成为中共灵璧县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所以谈到对农业的感情,出身农民之外,我这一辈子,除了教过这两年半的书,其他时间都是在搞农业。
土地分到手,互助干农业
1951年到固镇区后,我就开始参与土地改革。旧社会,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广大农民却只有很少的土地,雇农就几乎完全没有地。贫苦农民由于土地太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地,或者为地主当长工、短工,受地主的多重剥削。贫苦农民太想“耕者有其田”了。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全国土改开始了。由于皖北沿淮地区24个县1950年夏遭遇洪涝灾害,受灾县以生产救灾和治理淮河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我们这儿的土改推迟到1951年秋后。
按照上级对土改工作的要求,我带队,共15个指导员一起,到灵璧尹集去参与土改。我刚刚到村第三天,就碰到了一个“二地主”上吊。什么叫“二地主”呢?他不是地主,而是地主家的伙计,他帮助地主把土地分别租给农民去耕种,收租也是这个“二地主”去收,除了给自己的老板交租,他自己还能落一部分。这时他服务的“大地主”由于既是地主,还是当地的土匪,已经被枪毙了。这位“二地主”还想对抗土改,想吓唬我们。听到消息,我马上赶到现场,看到“二地主”已经把垫脚的板凳踢了,脖子正挂在绳子上。我一个大步冲上前就想去把他救下来,这时旁边的贫下中农对我说,“别被他骗了,你仔细看看他那脖子,有拿牛梭子上吊的吗?就让他在那挂着吧!”(注:牛梭子,套住耕牛拉犁的工具,前部为木质的固定三角形,后部为绳索。)我仔细一看,果然,这个人的脖子挂在牛梭子前面的木头上,后面的绳索根本不会收紧,尽管他脖子挂在木头上很不舒服,但是绝不至于被马上勒死。虽然没有生命危险,我们还是把他放下来,慢慢做他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做通以后,他主动交代了,地主的粮食在哪,钱在哪,值钱的东西都埋在哪里。这样,这个地方土改工作的局面就打开了。三个月后,我回到固镇,继续参加固镇的土改。
固镇的土地改革工作在1952年春天基本结束。土改中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房屋、牲畜、粮食、农具等五大财产,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土地占有发生了质的变化。固镇区的人均占地面积,地主从16.7亩下降到3.3亩,富农从11亩下降到9.7亩,贫农从2.7亩提高到3.8亩,雇农从0.46亩提高到3.5亩。土改以后农民的生产热情高涨,农业产量比土改前增加了30%,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
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投入逐年加大,收入也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农村社会秩序初步得到稳定。但落后又分散的小农经济,使农民生产、生活上还存在很多困难。特别是一些贫困的农户,虽然分得了土地,但是,没有钱买较大型的农业生产工具,连耕牛这样的畜力都没有,想发展农业生产,还是有很大困难。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农户自发自愿地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相互之间进行帮助。比如我家劳动力少,但是我家有一头牛,他家劳动力多,田也多,耕种不过来,这样几家、十几家结成互助以后,就可以在劳动力、农业生产工具等方面生产互助。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这是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愿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合作的一种形式。
我1952年在固镇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的初期形式,就是互助组。由几家农户组织起来,调剂使用各种生产资料(包括大型农具、生产场地),加上劳动力的互帮互助,农忙时节帮忙、帮工,活完组散。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的建立,较好地利用了各种生产资料,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增强了。
互助合作的形式快速发展,互助组两三年后就变为了高级社,然后很快就又变成人民公社了。到1957年左右,固镇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
向科学要产量
没有多久,农业“大跃进”开始了。受外地农业生产“放卫星”的影响,固镇不少社队也频频放言,制订了一些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亩产跃进目标。放卫星、造数字的浮夸风造成了农业大增产的假象。为了确保农作物高产,各地普遍推广深耕、密植、多施肥等方法,深耕越深越好,密植越密越好,施肥越多越好,播种量越多越好。
自小长在农家的我,越来越觉得这不符合科学。我就自己找了一亩地做实验,那是我当时能找到的各项条件最好的地,然后我挖了两米深,翻地,大量、不计成本地上肥料,自己耕、种、管理、收获。实验的结果是,小麦最多只能收500斤。多年以后,有一位时任固镇县委书记问我,你一直搞农业,你告诉我小麦到底能收多少?我就说,咱实事求是,我当时做过实验,下了最大的努力,一亩地只能收到500斤,我这个高级农艺师,只能达到这个水平。后来,我当了多年的农业局长,直到我离休的时候,咱们小麦的亩产也只能达到600斤出头。事实证明,咱得讲科学,那些违反科学的做法,不但徒增人力和资源浪费,而且造成了减产,致使生产力受到破坏。
农民群众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完成。
另外一件教育我一定要相信科学的事情,是去了拖拉机站后的第一个任务。1959年左右,我按照组织要求,带了18部拖拉机和十几名修理工,到灵璧与宿县交界处的老汪湖去耕地。到了之后发现,老汪湖的几万亩地荒得很,草都长了一人多高。刚开到地里没一会儿,18部拖拉机全都发动不起来了。那时候咱们的技术水平有限,拖拉机质量不是特别好,再加上那里恶劣的条件,一会儿工夫,18部机器全趴着了。我不懂机械,只能在那干发愁,但我急得跳脚也没用,这时一位姓谢的技术员对我说,胡部长,机器的技术问题我们来想办法,我今天带大家通宵干,明天天亮一定让所有机器都动起来!胡部长你把同志们吃的、喝的保证好就行了,你去休息你的。话是这样说,但我哪里放得下心,一夜时间,我起来好几次去看情况,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我发现18部机器有10部已经能发动起来了,到清晨5点,所有的拖拉机都发动了!这十几名技术工人直到这时才休息。这个时候我又一次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技术工人的重要性。所以后来在拖拉机站任职期间,我提拔了不少技术工人。那位姓谢的同志很快就当了总技术员。我在拖拉机站当书记的五年间,拖拉机站发展很快,最多的时候有100多台拖拉机,还盖了很多厂房,职工有2000多人,每台拖拉机配备四五名驾驶员,机器日夜不休地运作。到我离开灵璧拖拉机站的时候,每个区都有自己的拖拉机队了,每个队都配备了油库、修理间、车床等。1965年固镇建县,我被调到固镇,还任拖拉机站站长。
随着机械化的发展,特别是种子的引进和选育,才让我们的小麦亩产逐年增长,现在已经能达到千斤左右。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还专门请过北京的专家来蚌埠看小麦长势,指导生产。这位姓金的专家看后表示,现在的种子能达到亩产五六百斤已经很不错了,无论怎样深耕,施多少肥,都无法再提高了。后来市里引进了本省外地的小麦品种,还有河南的小麦品种,产量才上来。所以现在有了更科学的指导后我们发现,产量的提高不能靠无限制堆肥和密植,而是要靠科学。
为社员劳动致富叫好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农村工作指导思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向“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转变,工作中心也逐渐转移,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回到从实际出发的思路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78年,小岗村的农业“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时的固镇,其实也在坚定加大改革步伐的决心和信心。1979年春,县委在全县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范围,当年在全县实行“不动磙子作物”(注:指山芋、花生、玉米等不用石磙碾打脱粒作物)包产到户的责任制,收到很好效果。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巩固和完善,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特点的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经济联合体不断涌现,打破了传统农业生产格局,向着产品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的方向发展。这时农民中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敢于致富的“冒尖户”。怎样叫“冒尖”呢?只要农民是自家合法经营,年收入达到万元以上的,那就是冒尖户。在安徽省,我们固镇县是第一家对这些敢于致富的“冒尖户”进行表扬的。现在时过境迁,环境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可能难以想象为什么致富还需要这么大勇气?为什么表扬一下他们,就算是很大的事情?那时刚刚开始推广承包责任制,大家在思想上确实还有不小的束缚,很多农户都会害怕“冒尖儿”了之后,会被“掐尖儿”,会在政治上受到打击。
为了紧紧抓住历史发展趋势,我们召开了“冒尖户”代表大会,县委书记陈复东亲自给农民“冒尖户”戴上大红花。大会总结交流经验,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走劳动致富的道路,表彰“冒尖户”关心集体、勤劳致富的动人事迹。号召全县各级领导,对“冒尖户”只能积极鼓励,引导和保护,不能削“尖”和打击,提倡“冒尖”光荣。我还亲自编写了材料,在《安徽日报》整版刊登,把咱固镇的“冒尖户”、万元户是怎样勤劳致富的故事,一家一家进行介绍,《安徽日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社员劳动致富叫好》。这一次在《安徽日报》上刊登事迹的“冒尖户”有一百多户,实际上那一年年收入超万元的,咱固镇有好几百户。
那次大会上,我们提出了新的口号,“固镇不固步,农业闯新路,绿肥来起家,三油跨大步。粮油夺高产,狠抓渔林牧,坚持干到底,实现穷变富!”我在讲话中对大家说,今年的好日子是开头,我们要让更多的社员富起来,已经富了的要富了更富,没有富的要尽快让他们富起来。不但要社员富、集体也要富,民富国强,这就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结束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对农村、农业的干扰,广大社员群众的利益得到保护,正当的家庭副业得到恢复,各种生产责任制逐步完善。
这些年,思想的解放、科技的进步,让农村的面貌日新月异,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你看,当年我说的“富了的要更富,没有富的尽快富起来”,现在已经摆在眼前了。从国家政策上,2005年农业税也彻底取消了。以前都是让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现在是工业来反哺了。虽然我现在不在农村生活了,但是家里还有很多亲人是农民,生活在农村,而且我也经常回去看看。拿我自己的亲戚来说,以前我在固镇、在灵璧时,亲戚们经常因为困难来求助,治病、吃饭、孩子上学,都来找我要钱。这十几年呢?他们来看我,都是给我钱。过年回到我那当初穷得大部分人吃不饱饭的老家,现在几乎每家每户都盖了两层小楼。除了在村里的住宅,大多数家庭还都另外在固镇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固镇县城周围的农户,那就更加富裕了。仅剩的少量贫困户,经过这些年来党和政府持续不断的精准扶贫,也已经都脱贫了,70年前贫苦的农民大众,现在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真是天翻地覆。(特别鸣谢市委老干部局、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市档案局给予本文的大力协助)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