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面上，我强调他是我的“三老”：老兄、老师、老领导。
他纠正说：我只认一个，老兄。其他两个不认，“你该给谁给谁吧。”
他是作曲家。我有时故意往大了说：“著名作曲家。”对此，他不会和你计较，欣然接受的同时还会在前头加两个字：全球。意思是“全球著名作曲家。”夸张到这份上，你就知道他是别有用心了。
别人称他“作曲家”，他介绍自己则是：“在五线谱上学着画豆芽的人。”
他就是张恭友。
我和张恭友认识得比较早，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从市政府招待所调至蚌埠市文联《淮河》编辑部时和他成为同事。那时的文联可不像现在上下班要打卡或签到，那时虽然没有明确说可以不“坐班”，但有事不来，也没有领导会说三道四。这就造成一种状况;文联有十几位工作人员，除了几位必需要在办公室办公的，其他人很少能够见到。许多人都有事，有的人好像天天都有事。一个单位的人本来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结果是见到一面往往要很长时间。
我见张恭友就属于这种情况。去了半年多，我见到他的次数屈指可数。
之前我倒听说过：他是组联部主任，是个作曲家。这就好理解了，艺术家要搞创作，不来单位就是在家创作，形成“共识”，见怪不怪。我见到他少却知道他很厉害，因为我的邻居和他一样也是作曲家，贺爱群，文工团的。贺爱群好像也不上班，每次在家门口附近见到他时，他都是居家穿戴，十分随便。我就很羡慕，东溜西逛，到月拿钱。不像我忙得一泡尿快要憋炸了才向厕所跑。
张恭友是作曲家，作曲家就可以在家上班，真快活!
但是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却意外的见到了张恭友。这让我不禁“咦”了一声。
张老师来了，干什么的? 张恭友似乎感觉到我这脱口而出的“咦------”意味深长，就笑笑，轻声说了句：下午支部开会。
我一怔，居然大骇：你还是党员啊!
张恭友立时愣住了，我的吃惊让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最后他用一个似哭又似笑的表情算作回话。但他旋即就给我一个反击：“不像吗?”
用现在的话说，那一刻尴尬的如果不是我，那就是鬼了!
30年后，当我俩共同回味这一情景时，其中的细节我已模糊不清，但长我几岁的张恭友却记忆犹新。我感叹：当时太年轻，率真得可以!张恭友却急忙打断我的话：不不不!你的话有意思。他开心的给我一根烟，抖动着肩膀，好像我当初褒奖了他。
这之后我和张恭友联系就多了，最终成为朋友倒不是因为他在文联当了主席，而是在他退休以后。
退休后，市里经常邀请他参与一些评奖活动时他爱拉上我。几年前蚌埠市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市歌征集活动，张恭友鼓动我参与歌词创作，并承诺他来谱曲。结果我写了，他谱了，最后却没能参评。原因是市里邀他做评委，评委为了避嫌其作品一律不能参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也就白忙了几天。
对此，我倒没有多大的委屈。写歌词本来就不是我的专长，写着玩。况且在写歌词的过程中，我从他身上学习到不少东西，这些知识于我绝对是个空白。本身就很有意义，我一点都不觉得“吃亏”。
张恭友倒觉得亏了我，一再说，你看这事弄的。许是出于歉意专门请我小酌了两杯。还不算完，事后他又想法设法把我们的作品送到南京，花钱制作成碟，并邀请“黑鸭子”演唱队演唱。后来，《你是南方，你是北方》在市委宣传部举办的“张恭友音乐作品欣赏会”上得以亮相。
事情办成这样我觉得相当不错了，甚至窃喜：就算参评，获个小奖又能怎样?能有如此风光?
这件事让我对张恭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真诚、善良这几个字都融化在他为人处世的行为里。像春风，看不见但感到周身暖意。像鸟语，听不懂但悦耳舒心。
张恭友是2012年退休的。官至处级。从形象上看，他不具有官员的气场，但也不会与普通百姓浑然一体，整体上是知识分子类型。这种品行决定了他退休后不可能“背靠山墙晒太阳”。
果然，退休后他就有了一次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出行：去北京，自费到中央音乐学院就读作曲专业研究生。
起初，他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向不明，许多人搞不清他去了哪里?得知他在北京已是两个月以后了。
为了此次学习，他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租了一间屋，房租每月3500元。这是他迄今最奢侈的个人消费!当时他的退休金5000多点，房租就是3500。还不包括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都算上，那就得“吃老底”。夫人王朝晖“没有意见”，只要不把家里的房子卖了怎么就行。她不放心的是他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上无人照顾!她本可以前往陪同，但她有更重要的任务：去合肥给儿子帮忙，带孙子。
在北京，他可以租到便宜些的房间，但是距学院太远，为了省几个钱把时间落在路上，张恭友认为太不划算，也是本末倒置!
就这样，张恭友在北京呆了整整一年。毕业后他根本就不想回来，很想就这样做个老“北漂”，继续泡下去，恰好这时接到蚌埠学院音乐舞蹈系的兼课邀请，他只得回来。当然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经济上负担不起，而不得不打道回府。
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一年，是张恭友在音乐艺术上如饥似渴的一年!
他是班级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也可能是中央音乐学院迄今唯一的退休进修生!进修期间他努力做到不显山不露水，但在其他同学眼中他还是十分突兀和抢眼。一次他坐在后排听课，一头耀眼的白发引起了老师的警惕。老师就径直走到他面前，礼貌的说：你是校领导来听课的吧?请多提意见。
还有一次，正在上课，一位工作人员走到他身边，轻声通知他：领导，下课后用餐在303房间。
多次出现这种误会，张恭友也就不解释了，点点头，未置可否。他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反而更强烈的意识到，时间于他很重要，他要争分夺秒!
于是，花钱买课，连轴转的听课，是他在北京这一年的常态。如果说进修的生活很苦很累还能忍，“买课”则是疼痛的舍与得。于他而言，他想听许多的课，但很多课都是要另外付费的。一天、一星期、一个月、半年要听多少课?这就不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事了!
北京学习期间蚌埠有不少朋友去看他。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廉民就曾去北京看望过他。两人在弥漫着浓厚音乐氛围的中央音乐学院走了一圈后，李部长感慨：这里的学习氛围太浓了，就是不懂音乐的人在这呆上一年，浑身上下都会渗满艺术细胞!
张恭友说：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进修期间张恭友有幸见到了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著名作曲家、舞剧《红色娘子军》作曲吴祖强老师。相会时间不长，但对张恭友刺激很大。吴老师说，看了你的作品，一些基础性东西你就不要再学了。你写作品吧。自己搞个音乐室。作品只有制作出来才能有机会啊。
吴老师说得非常正确!音乐作品不同于文学创作，不同于书画，写好了，画好了，作品也就完成了。音乐不是，音乐的词曲完成只是刚刚开始，就是一张纸，把一张纸变成可以听的成品，要有一个漫长的生产制作过程。这过程包括编曲、演唱、演奏以及录制合成等。完成这一切后，一首歌才算成为完整的作品。而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要有经费的投入。
当今，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老师们都有自己的制作设备或工作室，大小不一。他们建议张恭友回蚌埠后可以在家里先做一个工作室。“投资规模可以小一点，简单些，这样会省去很多制作费用。”总之，音乐创作发表在纸面上终究不是完整的作品，音乐作品要制作出来声音给人听!
说到费用，可不是万儿八千的小数目，否则也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
张恭友当然钟情于他的工作室，回来后一直耿耿于怀，但是一想到钱他就啧啧嘴：卖房子?
这是万万不可能的。
工作室，他的计划是“等等再说。”“等等”不是放弃，就算打回原形他也要继续做他的音乐梦。
日前蚌埠禹会村国家遗址公园的王海军主任，为筹备全国遗址公园会议在蚌埠召开，要写一首可以宣传推荐遗址公园的歌，请他谱曲。因为此次创作，我和张恭友的接触又频繁起来。每次去他家他都让我听许多的歌。不仅有美声、民族的，还有各式各样的流行歌曲。我俩经常是坐在沙发里，一声不响静静的听。看歌词，听曲调，然后就词与曲开始分析，为下一步创作打开思路。
平心而论，我是一个音乐盲。但和他聊天我会收获很多!上升到理论上：歌词的特点是什么?作曲难度在哪里?怎样才能写出一首歌词通晓却动人心弦，曲调优美又易于传唱的歌?这种闲聊不是上课，但效果奇妙!为了让我听得懂，听明白，他常常以我熟悉的写作打比方，这样形象化的一比划，我也就知道“歌词大意”了。所以，我多次对来访的客人说过：和他聊天于我是学习，是享受!
张恭友可不喜欢我这么说。他说，和你聊天我才是学习、享受!
呵呵，我吹他，他捧我。
现在是下午5 点，晚上有人请张恭友小聚。他打电话邀我一块。我问;可方便?他说，方便。我再问：哪些人?他说，几位小朋友。
我笑了：他眼中的“小朋友”就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一代。
恭友兄，风正帆悬!
作者和张恭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