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蚌埠地区历史发展的又一高峰。蚌埠市博物馆《古代历史文明陈列》介绍:“刘邦荡平群雄,一统天下。经过休养生息,经济稳步发展,社会日趋繁荣。蚌埠地区发现多处汉代修筑的城址,出土遗物丰富,为后人呈现了一幅当时民安物阜的生活画卷。”

汉代初年重视黄老之道,倡导无为之治,政治宽松,社会较为稳定,经济得以恢复,人口快速增长,可谓“人和”。从气象资料看,汉代气候转暖,尽得“天时”,风调雨顺,有利于农业生产,粮食等农作物产量增加,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保障。据《安徽省志·总述》:“西汉末年,今全省之地约有人口362万,出现了安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蚌埠地区“因地邻中原,在中原先进文明的推动下,淮河两岸的农业生产发展,人烟稠密。”

概括来说,蚌埠地区汉代文化有“六多”,即古城多、人口多、望族多、名人多、墓葬多、文物多。

古城多　人口多

蚌埠市的汉代遗存非常丰富。从2010年《蚌埠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统计数据看,蚌埠市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145处,汉代占30处,仅次于明代的55处；其中古遗址92处,汉代占21处。2008年,蚌埠市博物馆在曹老集镇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该镇沿北淝河一带发现大片汉代聚落遗址,采集到大量的汉代陶器、砖瓦碎片,主要分布区域100多万平方米。后续的勘察结果,证明遗址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

从市辖怀远、五河、固镇三县看,汉代遗存也非常丰富。

1990版《怀远县志》记载,西汉时怀远分设当涂、曲阳、义成、平阿四侯国,当涂、义成、平阿东汉时改为县。还有龙亢、向城等城址。

志载当涂侯国城址先设涂山北麓,后为淮水湮圮,移筑于马头城,即今淮河东岸马城镇小新庄一带。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封魏不害为当涂侯,属九江郡。王莽新政时改称山聚,东汉复置当涂县。

平阿侯国在县城西南30公里的平阿山南麓,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险要。《大清一统志》记载: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封王谭为平阿侯,后改为县。1985年文物普查时,实测故城址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00米。城北部瓦砾遗物等堆积较多,大板瓦、筒瓦残片到处可见。出土陶罐、陶瓷等器物,并发现多口古井。

义成侯国在县城东北8公里,即今淮上大道边的裔湾村。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封甘延寿为义成侯。1985年文物普查时,实测遗址长宽各400米左右,地表上存有大量的绳纹陶片、蚌壳片,采集到陶网坠等遗物。

2011年10月20日，光彩大市场汉代古井发掘现场。

曲阳侯国在县城东南,龙坝之西,高塘湖即古洛河之东,今属凤阳县官塘镇。古城东西长约数百米,部分已湮入湖水,地表可见陶片残瓦等。

《水经注》称“北淝水又东南径向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国也。’”这个“向国”即在四方湖边的古城镇。1985年文物普查时,测得遗址为近方形夯筑土城,城墙明显高于地面,每边长约400米,地表有战汉时期的陶器残片。怀远县文管所先后征集到陶罐、筒瓦、板瓦、瓦当、蚁鼻钱等文物。

固镇有谷阳城、洨城、焦城、湖沟霸王城、小王庄霸王城等汉代古城遗址。位于浍水之南的谷阳城,是一座典型的汉代方城,四边城墙均千米左右,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城有四门,各居城墙正中。据史料记载,该城建于西汉初,废于唐末。考古发现房屋墙基、排水系统、窑址等,出土兵器、陶器、印章等文物。洨城即垓下,洨国废后置县,“字圣”许慎曾任洨城长,在此为官多年。

怀远县城北35公里的陈集镇君王村的古银杏群,传说植于秦汉时期；涂山禹王宫后院的两株古银杏,传说也植于汉初。

据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秦汉以来,我国气候经历4次暖期、3次冷期的变化。气候温暖时期往往是人口增长较快时期,西汉时期的冬季平均温度较今高出一二摄氏度,人口由秦代的2000万人增长至近6000万,而东汉时最高达到6500万。《安徽地方志·人口志》指出,西汉时安徽即已成为当时全国人口较稠密的地区之一。而皖北平原地区人口更为稠密,集聚了不少望族大户,也诞生了许许多多的名人。

望族多　名人多

位于涡河之滨的龙亢,西汉初设县,境内今存汉代经学世家桓氏家族墓。桓氏家族五人曾为帝师,是涡河边的名门望族,市博物馆《古代历史文明陈列》称:“自桓荣为官至桓玄被灭,共历11世、362年,涌现出桓荣、桓郁、桓焉、桓范、桓温、桓玄等一批对历史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其家族之显赫及在历史上的影响力都为本地区之最。”

桓氏家族的首位名人是桓荣,祖上自山东迁居龙亢,有记载说他是齐桓公之后。桓荣年少赴长安求学,因家境贫寒,半工半读十五年。学业将成时偏偏遇上王莽篡逆,报国无门,只能避居乡村。后来教书出了名,被称为经学大师。名声传到光武帝刘秀那里,诏请入宫,教授太子刘庄,从此一步登天,先后为博士、太子少傅、太常。刘庄即位后,桓荣成为“帝师”,被封关内侯。以教书获封侯,历史上实不多见。桓荣病故,汉明帝刘庄亲自变服送葬,这恐怕是古往今来教师的最大哀荣。

桓荣的次子桓郁,子承父业,研习《尚书》颇有心得。汉明帝令他编辑经书教材,还经常与他交流学习,对他的学识及治国理政观点十分赏识。桓郁后来还为汉章帝、汉和帝讲授过经书,备受恩宠,名重当世。

受祖辈、父辈的荫庇,桓荣的孙子桓焉官至大鸿胪、太尉、少傅、太傅、太常等,给汉安帝、汉顺帝讲过经,在朝野有数百门徒,很有影响力。

地方志记载,桓荣、桓郁、桓焉祖孙三代教过明、章、和、安、顺五个皇帝,被誉为“三代御先生”。

桓荣的曾孙桓麟、玄孙桓彬,也给当朝皇帝上过课,都曾做过小官,但都是英年早逝,已无祖辈的风光。自桓荣后的百年光阴,是桓氏家族的高光时刻。三国至晋,家族中还出现过桓晔、桓范、桓彝、桓温等名人。

桓温的儿子桓玄是个有“大志”的人,后来拥兵自重,攻进建康灭了东晋,自立为帝,不到半年即兵败被杀。桓氏因此遭灭族之灾,后人被迫隐姓埋名、四散逃匿。

相传桓荣被拜为太常时,涡河边的龙亢就建有积善门。后人在积善门南建了一座青石牌坊,明万历四年(1576年)重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重修,上刻“桓傅故里”。1955年修筑涡河大堤时牌坊被拆毁。桓氏家族墓在龙亢镇北,为文物保护单位。

汉代可与龙亢桓氏家族相拮抗的,是洨县的望族陈氏。后者祖孙六代在朝为官,有“一门三尚书”之誉,家族显赫多年。

陈氏最早在朝为官有案可稽的是陈万年,其子陈咸为西汉名臣,曾四起四落,其间官至尚书,生平遭际可谓跌宕起伏。

陈咸于汉元帝时任御史中丞,相当于现在的监察委员,在官场斗争中被投诉免职,受剃发之刑,废为庶民。汉成帝即位后,被启用,先后任冀州刺史、谏议大夫、楚国内史、北海郡太守等职。在东郡太守任上,受他人案件株连,被罢黜归里。后又被起用为南阳郡太守,这期间他以酷刑立威权,下属自危,豪强慑服。同时贿赂朝臣,得调任少府。不久被弹劾免官。两年后被人保举,得任光禄大夫,不久又被同一人弹劾,被罢官回乡。无奈陈咸的运气实在太好,熬死弹劾人之后,陈咸又被起用,复任尚书,达到事业巅峰。谁知平帝即位后,王莽辅政,斩杀朝中反对派,陈咸见势不妙,赶紧辞官。王莽篡位,给他官职,他称病推辞,并责令儿子陈参、陈丰、陈钦同时辞官。父子返乡后,专心整理法律条文,对王莽的征召称病推辞,不与王莽“同流合污”,直到病死。

陈咸的孙子、陈钦的儿子陈躬曾任廷尉左监,陈躬的儿子陈宠先为小吏,后任掌管狱讼事务的小官,官声较好,且自承祖业、精于律法。上司命他撰写了《辞讼比》《决事都目》等法律专著。《辞讼比》即现代所称“案例制”的归纳,在律无正条情况下,比照前案结果作出判决。《辞讼比》获准颁布施行,成为汉代官府办案的法律依据之一。陈宠在汉章帝时官至尚书。他主张司法管理要宽严相济,被章帝认可,废除了部分酷刑。

陈宠比曾祖陈咸要廉洁谨慎,不贪不贿,人品正直,先后任大司农、廷尉、尚书、大鸿胪、司空等职。他部分继承西汉初年“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指导思想,办案时注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挽救了一些初犯、偶犯官员,得到朝野的赞誉。今固镇县湖沟集东南有一座砖墓,俗称“凤凰古堆”,传即为陈宠墓。

陈宠之子陈忠在汉安帝永初年间受召入司徒府,后调任廷尉属官,他精通法律,才能突出,经举荐升为主管司法的尚书。陈忠的风格与其父一样,主张仁慈宽厚、不用严刑峻法。他对当时的法律条文中过于苛刻的部分提出修改意见,撰写奏章《决事比》,建议废除惨烈酷刑、过度株连等,体现天理王法与人情的和谐统一。他的意见得到朝廷采纳,对当时的律政司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陈忠后来历任仆射、尚书令、司隶校尉等职,称誉一时。

陶狗和陶楼。

墓葬多　文物多

市文物部门曾做统计,蚌埠城市西部有大片古墓群,在东起席家沟、西到八里桥、南至张公山、北至淮河边方圆10多平方公里内,有从西周到六朝的古墓1300多处,以汉墓居多。从墓葬形式看，中、小型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占比较大。古墓较集中的地方有：原柴油机厂附近约400多座,原机床厂附近约300多座，张公山周围约300多座,原轧钢厂附近约300多座。最集中的地方,墓葬有交错叠压现象。同时还发现了30多眼古井,年代多属战国至汉代。

在市博物馆《古代历史文明陈列》汉代展区,陈列着一座7米多高的陶券井,这是我市首次发现的完整的汉代陶券井原物。2011年10月,光彩大市场建设施工时发现汉代陶券井。井口距地表约5米,上部已缺损；井筒直径约0.8米,每节井券约0.25米。在施工单位的帮助下,该井9节陶券被清理取出,同时在井内淤泥中发现数量较多的陶片瓦片和一只完整的双耳陶罐。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在禹会村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汉墓群,同时出土玉器、青铜器和陶器等陪葬品。在遗址东南的小新庄,探得一处汉代遗址,面积达三四百万平方米,在后续的考古勘探后,确定为汉代当涂县城遗址。近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在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现两汉时期的遗址,公园西部黑虎岗发现较为集中的汉文化分布区,发掘了200多座汉代墓葬。2019年9月,考古人员在淮上区吴小街镇太平岗村发现新莽时期墓葬群,出土一枚“铜制印章”,是迄今安徽省内唯一可识读的新莽时期印章。

2009年6月,禹会区长青乡九龙工业园区一片高岗地进行场地平整时发现墓葬群,发现多座汉代砖室墓,其中还有葬式独特、墓室呈并行排列的双墓；出土规矩纹铜镜、陶罐等文物。

汉代流行的“卫生间”缩微版

铜镜是汉代的典型文物,市博物馆专设汉代铜镜展,集中展示蚌埠地区出土和征集到的汉代铜镜,纹饰有山字纹、规矩纹、缠枝花纹、鸟兽纹、乳钉纹等,展示了汉代铜镜的制作工艺、设计理念、审美特征等经济和文化背景。

平阿山古墓群位于怀远县城西南30公里平阿山东麓,有三座大型夯土墓葬,应为汉代平阿国贵族墓。墓底径20米以上,高约4米,当地俗称皇姑坟。1984年,省考古研究所和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其中一座进行发掘,发现墓为石椁木棺墓,已被盗多次。出土文物有铜熏炉、镂空玉雕、玉塞、铜带钩等,其中镂空玉雕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固镇垓下遗址周边汉墓亦多不胜数,民间俗语“垓下堌堆三千三,数罢金山数银山”。2012年3月,固镇县城关镇大楼村发现古代墓葬群,在一座东汉砖墓中出土了一面直径达18.6厘米的铜镜,上面刻画了龙、虎、雀、龟、鹿、羊、麒麟等七种动物,制作极其精美。

市博物馆《古代历史文明陈列》的汉代部分,陈列着数量众多的铜器、铁器、陶器、瓷器,还有林林总总反映葬俗的明器,不仅有陶楼、陶院、陶猪、陶狗、鸡窝猪圈、锅碗瓢盆,甚至还有缩微版的“卫生间”,反映了“事死如事生”的风俗信仰。（作者：张建平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