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黄淮水患愈演愈烈，淮河中下游多灾多难，民不聊生。蚌埠历经盛衰变迁，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都在较低层次上徘徊——

水旱蝗兵 岁月维艰

张建平  文/图

读者朋友，你可知道，蚌埠亦分南北！

在清光绪《凤阳县志》里，淮河南有“大蚌埠集”，河北为“小蚌埠”。淮河南岸的蚌埠集在明代就设官仓、驻守四营官兵。作为凤阳、怀远的分界，蚌埠地名在明清地方志中多次出现，名称也有少许变化，或蚌阜、蚌埠集等。凤怀古道出凤阳中都城涂山门，向西过龙子河徐家桥一分为二：南路经陶家店、化陂湖官桥、老贯徐、陈郢子至上洪；北路经大蚌埠，过席家沟、八里沟、石巷到下洪，分绕涂山南北，通往怀远县城。

凤阳县志附图，清晰标注了大小蚌埠的位置。

到咸丰年，“大蚌埠集”已小有规模，但不久官军与捻军在此多次开打，繁华多年的蚌埠集毁于战火。待同治二年划凤阳、怀远、灵璧三县交界区为独立行政区、设“三县司”管辖时，治所放在了淮河北岸尚有烟火气的小蚌埠。直到津浦铁路开建前，淮河南的“大蚌埠集”都未能恢复元气。

明清时期，淮河水患依旧为心腹大患。据史料统计，明清时期黄河决溢次数分别高达454次和480次，而每次决溢几乎都给淮河流域带来灾难。尤其是清中期以后，为保运河漕运，清政府对淮河中游地区几近放弃，洪泽湖大堤越修越高。受洪泽湖水位抬高的梗阻，淮河中游成为流域的锅底，无雨则旱、水大则淹，自然条件日益恶化。不仅长淮卫“粉团洲”的明代十王四妃墓被淤没，沿淮重镇泗州城也成泽国。昔日的鱼米之乡沦为多灾多难之地，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令人无奈的是，从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在全国的影响力来说，蚌埠地区在唐宋以后每况愈下；明初因为沾老朱的光，出现短暂振兴；之后，与壅滞不畅的淮河一样，渐渐失去光芒。有清一代，蚌埠地区的经济文化都在较低的层次上徘徊。这一时期也没有重要的文物出土。

旱涝无常 多灾多难

明清时期的蚌埠可谓多灾多难，清代尤甚！

黄河夺淮以后，淮河流域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忽而数月不雨“淮河竭、井泉枯、野无青草、流徙载道”，忽而“淮水泛涨、平地行舟”，忽而蝗虫蔽野，田无遗禾。水、旱、蝗灾接二连三，经常出现大饥荒，“人相食”的记录亦不鲜见。

凤阳、怀远、五河等地地方志记载，清顺治四年（1647年）：五河：五月麦熟，淫雨，狂风昼夜不息，垣屋俱坏，客水四至，一望如海；平民集木而居，风发堕水，溺无算。怀远：大水，城市行舟，二麦淹。凤阳：五月淫雨八昼夜，淮水冲临淮城，东北仅露垛口，南西两隅如小洲，官廨、学舍民居尽为淹没，四乡禾麦淹损十之八九。

据学者统计，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咸丰五年（1855年），怀远发生水灾27次，旱灾7次，蝗灾2次，75年间灾害次数达到36次；而五河县竟达到51次，其中蝗灾2次，旱灾8次，水灾达41次。同期，淮河中下游与长江下游未受灾的正常年份分别是30年和48年，淮河受灾年数、旱涝灾情程度均高于长江下游地区。

另有资料统计，1736年至1911年的175年间，皖北地区洪涝灾年达到160年，不少年份水灾特别是涝灾连续发生，“十年倒有九年荒”言之不虚。

元明清三代，治淮的重点都是保运河“漕运”，大修黄河北堤，以防黄河向北决口，影响京杭运河安全。放任黄河南泛的结果，是先后祸害了泗水、颍河、涡河等东南流向的淮河支流，淤高了河床，紊乱了水系。

清代沿袭“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济运”的治淮方略。对蚌埠来说，明清治淮，越治越坏。在这样的政策下，包括蚌埠在内的中游地区始终是牺牲品。

明代的捍淮堰加高加长更名为高家堰，清代继续加修，迎水面都砌上大石防浪，到清代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完工时，筑堤工程已历时202年。坚固的高家堰阻挡了淮河中上游的洪水，保障了京杭大运河的通畅，却使落差很小的淮河中游成了锅底，洪泽湖的面积越来越大，最终淹没了泗州城。而万年独流入海的淮河失去了入海口，折向南流入长江。

人口增长 环境恶化

清代蚌埠地区虽普遍穷困，人口却不少。嘉庆《怀远县志》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怀远县时有民户55799户、口370096人，屯种官家荒地的屯户18979户、口130850人，合计超50万人，比1949年仅少2万多人。入清之后至康乾朝，虽然天灾不断，但是没有战争人祸，承平日久，人口增长超过历代。安徽地方志记载：清代人口增长巅峰期间，安徽是仅次于四川、江苏的全国人口第三大省。

人口增长虽然可为社会增加劳动力，但也带来极大的社会负担。清代学者汪士铎评论：“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不断增长的人口与环境矛盾日益突出，“人地之争”在淮河流域尤为明显。数据显示，怀远县靠开荒谋生的屯户人口已接近原住民的三分之一，毁林开荒、围垦湿地是屯户主要的谋生手段。光绪《凤阳县志》载：化陂湖湖广80余顷，常涸，为居民耕种，仅存三分之一。

凤阳县志关于化陂湖的记载。

人口压力造成环境恶化的同时，黄河夺淮对淮河中下游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巨大，直接后果就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劣化。黄泛带来大量的泥沙覆盖，改变了土壤结构，淮北地区曾经的沃野良田或成沙礓地，或逐渐盐碱化，土地变得贫瘠。土地贫瘠的结果是，即便风调雨顺的年份，农作物产量也非常低。小麦亩产平均70斤，仅是其他麦区的一半。

黄泛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表现在淮北地区平原湖沼的大量消失。由于黄泛带来大量的泥沙，经年累月，将大湖面积缩小，将湿地浅沼淤平，造成区域蓄水、补水等自我调节功能丧失。无雨则旱，有雨则涝，旱涝无常，加剧了淮北平原地带的水旱灾情。地方志曾经记载的河湖湿地清代以后大量消失，淮河流域陷入长期的生态失衡。原与天河淮河相通的化陂湖，湖面开阔，周边低洼湿地有蓄水减涝的功能。化陂湖萎缩后，防灾能力下降明显。

光绪《凤阳县志》称：“光绪十年春，以工代赈，筑濬坝沟，以防水患。小蚌埠南北河坝施工，共挑土一万三千方。”记录了1884年官府在农闲时间组织饥民加固淮河大堤的情况。清政府应对人口压力的策略除了以工代赈、垦荒造田、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复种指数、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外，还大面积引进推广玉米、红薯等高产农作物，以增加粮食产量。到乾隆后期，相对耐旱、耐瘠且产量较高外来粮食作物玉米、红薯等，在淮河两岸已广泛种植，粮食产量有一定幅度的增加，支撑了不断膨胀的人口数量。但沿淮民众的生活水平，一直在半饥半饱的生存线上波动。

古迹文物 为数不多

不同于上古中古时期，清代蚌埠地区几乎没有影响全国的事件，经济文化比前代亦大为逊色，文物遗存乏善可陈，古迹建筑为数甚少。

沫河口关卡是清代为数不多的不可移动文物之一。

沫河口关卡遗址尚存的关房。

河道是古代的高速公路，自然少不了收费站。明清时期，沫河口就有一处关卡，专门拦截淮河上行下走的船只，征银收税。旧时沿淮类似的关卡有正阳关、临淮关等多处，均荡然无存，沫河口关卡为皖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古代关卡建筑遗存。

沫河口关卡位于北淝水入淮口的西侧，现存一栋五开间的平房和一方撤关记事碑。据碑文记载，光绪五年（1879年）秋，沫河口突然增设了这处关卡。此地常发水灾，居民生活贫困，船只所载仅是口粮土产。设卡之后不仅对往来商船课税，对附近居民也不放过，极不合理。经当地士人官吏奏请上司，于光绪六年春撤掉此关，并到长淮口大关，该碑即告示往来商船经过沫河口不必停留，应到长淮口报关。

现存关房为五开间，坐北朝南，长16.5米，深6米，硬山起脊，屋脊高约4.5米，单檐高近3米。屋面用小瓦覆盖，墙体为块石垒砌。1954年、1991年淮河大水，水位高过窗台，百年老屋在水中浸泡数月，经受住了考验。2000年底修缮时，关卡碑原件存文管所，复制碑镶砌在西山墙上。

民国时期，这五间房曾作教室；1950年代后，先后用作淝河闸库房、砂场食堂、船厂办公室、综合厂工人宿舍、拉丝厂生产车间、居士住房等，后被五河县文管所收回，1989年被列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8月，龙亢镇居民在自家小园地里栽树，挖坑碰到了石头，原想三下两下把它挖出来，谁知越挖越大，最后看出是一方石碑。找邻居开来拖拉机土吊车，将石碑运到涡河大堤上，并把有文字的一面朝上，让识家观赏。

2005年在龙亢发现的清代圣旨碑。

该碑长2.3米，宽0.64米，厚0.25米。碑上部有浅浮雕龙纹，中为楷书“圣旨”二字。碑正文为竖排“旌表节孝王玉文发妻汤门继女沈孺人 之碑坊”，落款为“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岁次癸卯春月 谷正”。正文四周环以回纹、莲花等纹饰。从碑文上看，该碑是表彰节妇沈孺人所立，沈氏为王玉文结发之妻，生前曾过继给汤姓人家。立碑时间为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因长期埋藏地下，表面几无风化，宛如新镌。

嘉庆《怀远县志•列女传》，记载了烈女、节妇327人，其中不少妇女投缳殉夫，有的守寡几十年、悉心奉养公婆、抚孤成立。最惨烈、最愚昧的莫过于“割肉疗亲”。最早割股啖君的是春秋时晋国的介子推。隋唐以后，“割股、刲肱”竟莫名其妙成为至孝行为。父母公婆丈夫病笃、无药可救时，妇女或割臂、或割腿，旋下一块肉给患者吃。此种“孝行”令今人毛骨悚然。

世风日下 迭遭兵燹

灾害导致沿淮一带农业经济极不稳定，尤其是洪涝灾害，破坏了农业生产基础。灾害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农业生产而言，往往是“靠天收”。农民不再勤于耕耘稼穑，种子一撒，就等着到季收割，不知道哪天涨水、哪天生蝗，收多少是多少，反正不够吃。大旱之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大水一来，田产房舍付诸东流。“相习于糜、群趋于惰”，赤贫之家比比皆是，即使有个百把几十亩的中产之家，也是长年吃糠咽菜，鹑衣百结，“水旱频仍，中人荡产且乏兼岁之储。”。

恶劣的环境、连年的灾荒还影响了社会风习。俗话说“马瘦毛长、人穷志短”，仓廪实则知礼节，无恒产则无恒心。农民无力对抗天灾人祸，在极度无奈的情况下只有两个出路，一是乞讨，二是匪盗。

《怀远县志》称清代村民“一遇灾荒，辄鬻子女、弃故土而适他乡者，比比皆是。”灾荒年月不得不拖家带口逃往他乡，甚至卖儿卖女以求温饱。年年受灾年年逃荒，习惯成自然，由此产生逃荒习俗。即是不受灾，也习惯性地在冬春农闲时节出外行乞。传统的礼义廉耻在洪涝旱蝗的天灾前不堪一击，在生死存亡的选择前不堪一提。凤阳双条鼓、柳琴戏等一些民间曲艺，就成了挨家挨户“唱门子”乞讨的工具。民间笑贫不笑乞，到处都是乞丐村，“要饭不算孬，丢掉棍子一般高”。

生活无着，无计温饱，使得乡村里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也不少。“穷山恶水出刁民”，越是穷困的地方，二流子越多，平日里拔葱薅蒜、偷鸡摸狗，一遇造反机会，立刻揭竿而起。“居则为民，出则为捻”，许多原本安分守己的村民，也裹挟入伙，祈求一搏成功、过上富裕生活。皖北是清代中期最穷困的地区，因此也是“捻匪”的“匪巢”之一，几乎每个县都有捻子起事。考察这一时期各支捻军的分布图，捻子最多的地区恰是苏鲁豫皖淮河灾害最多的地区，这是黄河夺淮衍发的重大社会灾难。

清军与捻军、太平天国在蚌埠地区连续数年的征战，给社会经济、民众生活造成巨大打击。

史料记载：清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初一，太平天国靖湖侯林凤祥率军北伐，八日进入安徽，九日占滁州，十日占临淮关，二十一日克凤阳。多路清军赶往凤阳会剿，双方多次交战。二十五日太平军占怀远，后弃城，北上进入河南。

咸丰三年（1853年）十月，捻军头领张茂率部攻打怀远县城，后败走；咸丰四年（1854年），凤台捻军攻占怀远，亦失败。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捻军头领耿小全率部袭击怀远，攻城不克；随后汇集河南捻军攻怀，三月，逼近怀城西。

蚌埠市博物馆展出的水师提督银印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捻军首领张乐行等率军经正阳关攻占怀远县城，五月一日，经蚌埠围攻临淮关、凤阳府，旋克，此时淮南、淮北大部地区都为捻军控制。不久，清将胜保等率水陆两军赶抵怀远附近驻扎，遭捻军逐走。九月下旬，张乐行部在怀远和临淮再败清军，攻克五河县城。年底，凤阳、临淮捻军降清。张乐行率万余人进攻临淮关、凤阳，不克。咸丰九年一月，清军与捻军大战于泗县草沟，张乐行受伤，败回怀远。六月，捻军主力调赴淮南，怀远空虚。胜保乘机布水陆重兵进攻怀远，淮南捻军驰救，被清军阻击。十四日，怀远失守。张乐行率余部南去定远。

从史料看，清军与捻军等多次在凤、临、怀、五一带拉锯作战，对当地民众生命财产带来巨大伤害。农民军只要是弃城而走，往往是一把大火，焚掠一空。官军则不分良莠、滥杀冒功。《安徽人口志》记载，清咸丰二年（1852年），全省人口达3765万。太平天国、捻军失败后，又经大疫，40年间全省人口净减1700余万！

在刀兵战火中，蚌埠集焚掠殆尽，一蹶不振。

怀远县城西门岗的中西合璧古建筑。

清代中后期，外国势力开始向境内渗透。顺治六年（1649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来五河传教、建天主堂。五河为天主教最早传入安徽之地。康熙年，比利时、法国传教士先后在五河传教，影响渐大。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秋，怀远成为美国圣经会皖北教会中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怀远县城西门岗一带建含美学堂、民望医院、民康医院，中西合璧的古建筑群保存至今，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尽管唐宋以后蚌埠地区的经济地位不再辉煌，但是文化传统仍在顽强延续。淮夷信俗、道家思想、楚国遗风、汉唐遗韵，都深深印刻在蚌埠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伴随着津浦铁路响亮的汽笛，滚滚车轮为蚌埠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