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朋友,你可知道,蚌埠亦分南北!

在清光绪《凤阳县志》里,淮河南有“大蚌埠集”,河北为“小蚌埠”。淮河南岸的蚌埠集在明代就设官仓、驻守四营官兵。作为凤阳、怀远的分界,蚌埠地名在明清地方志中多次出现,名称也有少许变化,或蚌阜、蚌埠集等。凤怀古道出凤阳中都城涂山门,向西过龙子河徐家桥一分为二:南路经陶家店、化陂湖官桥、老贯徐、陈郢子至上洪；北路经大蚌埠,过席家沟、八里沟、石巷到下洪,分绕涂山南北,通往怀远县城。

到咸丰年,“大蚌埠集”已小有规模,但不久官军与捻军在此多次开打,繁华多年的蚌埠集毁于战火。待同治二年划凤阳、怀远、灵璧三县交界区为独立行政区、设“三县司”管辖时,治所放在了淮河北岸尚有烟火气的小蚌埠。直到津浦铁路开建前,淮河南的“大蚌埠集”都未能恢复元气。

明清时期,淮河水患依旧为心腹大患。据史料统计,明清时期黄河决溢次数分别高达454次和480次,而每次决溢几乎都给淮河流域带来灾难。尤其是清中期以后,为保运河漕运,清政府对淮河中游地区几近放弃,洪泽湖大堤越修越高。受洪泽湖水位抬高的梗阻,淮河中游成为流域的锅底,无雨则旱、水大则淹,自然条件日益恶化。不仅长淮卫“粉团洲”的明代十王四妃墓被淤没,沿淮重镇泗州城也成泽国。昔日的鱼米之乡沦为多灾多难之地,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令人无奈的是,从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在全国的影响力来说,蚌埠地区在唐宋以后每况愈下；明初因为沾老朱的光,出现短暂振兴；之后,与壅滞不畅的淮河一样,渐渐失去光芒。有清一代,蚌埠地区的经济文化都在较低的层次上徘徊。这一时期也没有重要的文物出土。

旱涝无常　多灾多难

明清时期的蚌埠可谓多灾多难,清代尤甚!

黄河夺淮以后,淮河流域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忽而数月不雨“淮河竭、井泉枯、野无青草、流徙载道”,忽而“淮水泛涨、平地行舟”,忽而蝗虫蔽野,田无遗禾。水、旱、蝗灾接二连三,经常出现大饥荒,“人相食”的记录亦不鲜见。

凤阳、怀远、五河等地地方志记载,清顺治四年(1647年):五河:五月麦熟,淫雨,狂风昼夜不息,垣屋俱坏,客水四至,一望如海；平民集木而居,风发堕水,溺无算。怀远:大水,城市行舟,二麦淹。凤阳:五月淫雨八昼夜,淮水冲临淮城,东北仅露垛口,南西两隅如小洲,官廨、学舍民居尽为淹没,四乡禾麦淹损十之八九。

据学者统计,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咸丰五年(1855年),怀远发生水灾27次,旱灾7次,蝗灾2次,75年间灾害次数达到36次；而五河县竟达到51次,其中蝗灾2次,旱灾8次,水灾达41次。同期,淮河中下游与长江下游未受灾的正常年份分别是30年和48年,淮河受灾年数、旱涝灾情程度均高于长江下游地区。

另有资料统计,1736年至1911年的175年间,皖北地区洪涝灾年达到160年,不少年份水灾特别是涝灾连续发生,“十年倒有九年荒”言之不虚。

元明清三代,治淮的重点都是保运河“漕运”,大修黄河北堤,以防黄河向北决口,影响京杭运河安全。放任黄河南泛的结果,是先后祸害了泗水、颍河、涡河等东南流向的淮河支流,淤高了河床,紊乱了水系。

清代沿袭“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济运”的治淮方略。对蚌埠来说,明清治淮,越治越坏。在这样的政策下,包括蚌埠在内的中游地区始终是牺牲品。

人口增长　环境恶化

清代蚌埠地区虽普遍穷困,人口却不少。嘉庆《怀远县志》记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怀远县时有民户55799户、口370096人,屯种官家荒地的屯户18979户、口130850人,合计超50万人,比1949年仅少2万多人。入清之后至康乾朝,虽然天灾不断,但是没有战争人祸,承平日久,人口增长超过历代。安徽地方志记载:清代人口增长巅峰期间,安徽是仅次于四川、江苏的全国人口第三大省。

人口增长虽然可为社会增加劳动力,但也带来极大的社会负担。清代学者汪士铎评论:“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不断增长的人口与环境矛盾日益突出,“人地之争”在淮河流域尤为明显。数据显示,怀远县靠开荒谋生的屯户人口已接近原住民的三分之一,毁林开荒、围垦湿地是屯户主要的谋生手段。光绪《凤阳县志》载:化陂湖湖广80余顷,常涸,为居民耕种,仅存三分之一。

人口压力造成环境恶化的同时,黄河夺淮对淮河中下游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巨大,直接后果就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劣化。黄泛带来大量的泥沙覆盖,改变了土壤结构,淮北地区曾经的沃野良田或成沙礓地,或逐渐盐碱化,土地变得贫瘠。土地贫瘠的结果是,即便风调雨顺的年份,农作物产量也非常低。小麦亩产平均70斤,仅是其他麦区的一半。

凤阳县志附图，清晰标注了大小蚌埠的位置。

凤阳县志关于化陂湖的记载。

光绪《凤阳县志》称:“光绪十年春,以工代赈,筑濬坝沟,以防水患。小蚌埠南北河坝施工,共挑土一万三千方。”记录了1884年官府在农闲时间组织饥民加固淮河大堤的情况。清政府应对人口压力的策略除了以工代赈、垦荒造田、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复种指数、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外,还大面积引进推广玉米、红薯等高产农作物,以增加粮食产量。到乾隆后期,相对耐旱、耐瘠且产量较高的外来粮食作物玉米、红薯等,在淮河两岸已广泛种植,粮食产量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支撑了不断膨胀的人口数量。但沿淮民众的生活水平,一直在半饥半饱的生存线上波动。

古迹文物　为数不多

不同于上古中古时期,清代蚌埠地区几乎没有影响全国的事件,经济文化比前代亦大为逊色,文物遗存乏善可陈,古迹建筑为数甚少。

沫河口关卡是清代为数不多的不可移动文物之一。

沫河口关卡遗址尚存的关房。

沫河口关卡位于北淝水入淮口的西侧,现存一栋五开间的平房和一方撤关记事碑。据碑文记载,光绪五年(1879年)秋,沫河口突然增设了这处关卡。此地常发水灾,居民生活贫困,船只所载仅是口粮土产。设卡之后不仅对往来商船课税,对附近居民也不放过,极不合理。经当地士人官吏奏请上司,于光绪六年春撤掉此关,并到长淮口大关,该碑即告示往来商船经过沫河口不必停留,应到长淮口报关。

现存关房为五开间,坐北朝南,屋面用小瓦覆盖,墙体为块石垒砌。1954年、1991年淮河大水,水位高过窗台,百年老屋在水中浸泡数月,经受住了考验。2000年底修缮时,关卡碑原件存文管所,复制碑镶砌在西山墙上。

民国时期,这五间房曾作教室；1950年代后,先后用作淝河闸库房、砂场食堂、船厂办公室、综合厂工人宿舍、拉丝厂生产车间、居士住房等,后被五河县文管所收回,1989年被列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8月,龙亢镇居民在自家小园地里栽树,挖坑碰到了石头,原想三下两下把它挖出来,谁知越挖越大,最后看出是一方石碑。找邻居开来拖拉机土吊车,将石碑运到涡河大堤上,并把有文字的一面朝上,让识家观赏。

龙亢沈孺人碑

该碑长2.3米,宽0.64米,厚0.25米。碑上部有浅浮雕龙纹,中为楷书“圣旨”二字。碑正文为竖排“旌表节孝王玉文发妻汤门继女沈孺人　之碑坊”,落款为“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岁次癸卯春月　谷正”。正文四周环以回纹、莲花等纹饰。从碑文上看,该碑是表彰节妇沈孺人所立,沈氏为王玉文结发之妻,生前曾过继给汤姓人家。立碑时间为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因长期埋藏地下,表面几无风化,宛如新镌。

嘉庆《怀远县志.列女传》,记载了烈女、节妇327人,其中不少妇女投缳殉夫,有的守寡几十年、悉心奉养公婆、抚孤成立。最惨烈、最愚昧的莫过于“割肉疗亲”。最早割股啖君的是春秋时晋国的介子推。隋唐以后,“割股、刲肱”竟莫名其妙成为至孝行为。父母公婆丈夫病笃、无药可救时,妇女或割臂、或割腿,旋下一块肉给患者吃。此种“孝行”令今人毛骨悚然。

水旱频仍　迭遭兵燹

灾害导致沿淮一带农业经济极不稳定,尤其是洪涝灾害,破坏了农业生产基础。灾害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农业生产而言,往往是“靠天收”。农民不再勤于耕耘稼穑,种子一撒,就等着到季收割,不知道哪天涨水、哪天生蝗,收多少是多少,反正不够吃。大旱之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大水一来,田产房舍付诸东流。“相习于糜、群趋于惰”,赤贫之家比比皆是,即使有个百把几十亩地的中产之家,也是长年吃糠咽菜,鹑衣百结,“水旱频仍,中人荡产且乏兼岁之储。”

《怀远县志》称清代村民“一遇灾荒,辄鬻子女、弃故土而适他乡者,比比皆是。”灾荒年月不得不拖家带口逃往他乡,甚至卖儿卖女以求温饱。年年受灾年年逃荒,习惯成自然,由此产生逃荒习俗。即使不受灾,也习惯性地在冬春农闲时节出外行乞。凤阳双条鼓、柳琴戏等一些民间曲艺,就成了挨家挨户“唱门子”乞讨的工具。民间笑贫不笑乞,到处都是乞丐村,“要饭不算孬,丢掉棍子一般高”。

生活无着,无计温饱,一遇造反机会,立刻揭竿而起。地方志称“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皖北是清代中期最穷困的地区,因此也是“捻匪”的“匪巢”之一,几乎每个县都有捻子起事。考察这一时期各支捻军的分布图,捻子最多的地区恰是苏鲁豫皖淮河灾害最多的地区,这是黄河夺淮衍发的重大社会灾难。

清军与捻军、太平天国在蚌埠地区连续数年的征战,给社会经济、民众生活造成巨大打击。

史料记载:清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初一,太平天国靖湖侯林凤祥率军北伐,八日进入安徽,九日占滁州,十日占临淮关,二十一日克凤阳。多路清军赶往凤阳会剿,双方多次交战。二十五日太平军占怀远,后弃城,北上进入河南。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捻军首领张乐行等率军经正阳关攻占怀远县城,五月一日,经蚌埠围攻临淮关、凤阳府,旋克,此时淮南、淮北大部地区都为捻军控制。咸丰九年六月,捻军主力调赴淮南,怀远空虚。清军乘机布水陆重兵进攻怀远,淮南捻军驰救,被清军阻击。十四日,怀远失守。张乐行率余部南去定远。

从史料看,清军与捻军等多次在凤、临、怀、五一带拉锯作战,给当地民众生命财产带来巨大伤害。农民军只要是弃城而走,往往是一把大火,焚掠一空。官军则不分良莠、滥杀冒功。《安徽人口志》记载,清咸丰二年(1852年),全省人口达3765万。太平天国、捻军失败后,又经大疫,40年间全省人口净减1700余万!

在刀兵战火中,蚌埠集焚掠殆尽,一蹶不振。

清代中后期,外国势力开始向境内渗透。顺治六年(1649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来五河传教、建天主堂。五河为天主教最早传入安徽之地。康熙年间,比利时、法国传教士先后在五河传教,影响渐大。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秋,怀远成为美国圣经会皖北教会中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怀远县城西门岗一带建含美学堂、民望医院、民康医院,中西合璧的古建筑群保存至今,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怀远县城西门岗的中西合璧古建筑。

尽管唐宋以后蚌埠地区的经济地位不再辉煌,但是文化传统仍在顽强延续。淮夷信俗、道家思想、楚国遗风、汉唐遗韵,都深深印刻在蚌埠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伴随着津浦铁路响亮的汽笛,滚滚车轮为蚌埠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记者  张建平 文/图   编辑  侯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