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会村这个名字应有其特殊含义。据《左传》上讲：“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有关禹的记载很多，《尚书》《诗经》中有，《左传》《国语》中有，先秦诸子中有，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我们看《史记·周本纪》在武王灭商之后的分封中，他“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其中也提到了禹。这些记载表明，至少说从商代晚期到西周以降，禹这个人物在人们的记忆中是存在过的，是很神圣的。

文献上有关“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地望有多种说法，学者们研究多倾向认为是怀远的涂山。它与禹部族的中心嵩山距离最近，都属于淮河水系，又与治水有关，这是从大的地理环境来说的。当然最重要的是看禹会村遗址和传说中禹的时代能否对应，禹会村遗址发掘出来的遗迹遗物和传说的禹的事迹有无相关性。

先说传说中禹所处的时代。古书上说，尧、舜、禹是禅让时代，这没有错。但据我看，实际上当时已进入了邦国联盟的时代。尧部族的背景是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陶寺文化；舜部族的背景是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造律台类型，或称之为王油坊类型；禹部族的背景是中原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或曰煤山类型。这个时期，自仰韶晚期以来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型，三个部族集团已经跨过了早期文明的门槛，进入初级王国阶段，但它们势均力敌，谁也不能消灭谁，因此就很自然的出现了三者之间的联盟。过去把这种联盟称为部落联盟，其实这时它们已经不是一般认为的部落，而是各自都有了早期国家的雏形。按照“禅让”或曰“轮流坐庄”的原则，尧的时期联盟的中心在陶寺；舜时期的中心在哪？目前依然不明朗，不过应当在河南的东部；此时禹的根据地，应该在嵩山附近，即登封王城岗一带。按照文献记载，舜为盟主的时候，禹担任司空（司工）一职，继承其父鯀的职业负责治水，科技考古研究结果，当时确有洪水泛滥。需要弄清楚，禹是整个联盟的司空，他治水的范围并不只局限于本部族，而是整个尧舜禹联盟的范围之内。因此，他在治淮过程中，到涂山召开一个诸侯会议应是顺理成章的。这是当时大的社会背景。禹会村遗址主要是龙山时代遗存，C14测年结果基本落在公元前22至公元前21世纪，也就是说，禹会村遗址的时代和传说禹生活的时代是基本上可以对应的。

李伯谦考察禹会村出土器物

禹会村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时代及大的社会背景与文献记载没有矛盾，但最主要的还得看禹会村遗址发掘出来的遗迹、遗物有什么特点，能否和文献记载对得上。根据调查钻探资料，禹会村遗址至少在50万平方米以上，文化堆积单纯，主要是龙山时代堆积，是迄今发现的淮河流域最大的龙山时代遗址。从2007年至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蚌埠市博物馆合作对遗址进行了发掘，今天在大会上举行首发式的《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就是考古队朋友们长年在这里辛勤工作的结晶。正像发掘主持人王吉怀先生在他所作的禹会村遗址发掘的精彩报告所说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给我印象最深、留下深刻记忆的至少有这么几项：

1、南北长108米、东西宽23. 5-13米，从生土往上由灰土、黄土、白土堆筑而成的T形台基和基面上自北而南由河流形沟槽、烧土面、方形高台、35个长方形柱坑组成的与举行礼仪祭祀活动相关的设施。

2、紧靠台基西侧，长约35米、宽约5-6米、深约0. 8米的祭祀沟和大小不等的祭祀坑，沟内、坑内满布祭祀用陶器碎片，有的陶器火候较低，显非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物。

3、位于生活居住区的居住面未经加工处理亦无墙体的简易工棚式建筑，显示非本地居民长久使用的设施。

4、遗址出土遗物尤其是陶器表现出来的特征各异、来源非一的器物群组合，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中原龙山文化系统造律台类型（王油坊类型）的东西，也可以看到来自山东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因素。

以上这些发现在其他遗址中较少见到，甚至根本没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现看似孤立，实际是有机联系的。王吉怀先生以古文献“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为线索，对这些发现和遗迹现象一一作了解读，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有说服力的。那个最受注目的T形台基，只在禹会村遗址发现决非偶然，吉怀先生把它解释为禹会诸侯时举行礼仪祭祀活动的遗留，马上就使大家联想到当时禹大会诸侯的盛况：台基上的方形高台，仿佛就是大禹站立其上发表盟誓之处；高台南边一排35个长方形柱坑，仿佛就是插立各路诸侯旌旗的遗迹，高台北边的烧土地面则是举行燎祭仪式的地方。西边紧邻台基的祭祀沟和分散的祭祀坑，是各地诸侯举行祭祀活动后集中倾倒祭器的处所；附近不远处的那些简易工棚，则可能是来自不同部落集团首脑临时栖居之地······禹会村遗址的地理位置、延续时代、内涵特征、文化面貌均可与口头传说、文献记载相对应，我们很难拿出过硬的证据否定这种推断、解释的合理性。

在参观遗址出土标本时，许多先生都注意到了禹会村遗址可能早于被推定为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C14测年数据也相对略早。其实我也是这个看法，具体来说，我认为禹会村遗址大体和造律台类型（王油坊类型）的早期相当，的确略早于属于王湾类型的王城岗遗址。但这并不影响禹会村遗址可能是文献所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遗存的推测，因为禹都阳城是受舜禅成为联盟盟主之后，禹会诸侯是任舜的司空（司工）时治水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时间在前，并无矛盾。禹之所以会接舜禅任联盟盟主，当与治水有功，当与涂山之会受到各地部落集团首领拥戴，威望大增直接有关，甚至禹改变联盟内部“轮流坐庄”规则，将职位传于儿子夏启，从此开启了中国绵延数千年的王朝体制都不无关系。

夏王朝属于原始时代，这个时期，只有口耳相传的故事和后人追记的一些史研究，需要从考古学上找到证据。关于夏史，通过几代考古学人的不懈努力，通过将考古发现与有关文献材料综合研究，大体已推定“禹都阳城”即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面积达34. 8万平方米的大城，文献上讲的“钧台”“皇台”或与禹县瓦店、新密新砦龙山文化晚期大型环壕、城址有关。

首先，在新密新砦发现的新砦期遗存即“夷羿代夏”时期遗存，偃师二里头遗址即“少康中兴”至夏桀灭国时期的夏王朝都城所在地。而禹会村遗址与“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记载恰相对应的确认，则是夏史研究的又一重大突破。

这一重要成果的得出，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将有关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口耳相传和后人追记形成的古史表述系统，也有真实成分和合理内核，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并与考古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是有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新发现的。

禹会村遗址的发掘已告一段落，考古发掘报告也已出版，但围绕遗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发掘还远未结束。遗址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加上被淮河历年冲涮毁去的部分实际面积还要大。我想，这么大的一个遗址，决不会是单单为了会见诸侯这一次活动而准备的。考虑到遗址的面积和延续使用的时间，很可能就是一个部落的所在地，有学者认为这个部落就是涂山氏，这是很可能的。

既然禹会村遗址是目前所知淮河中下游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又经过多年的科学发掘，发现了许多有自已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如何更好的保护便十分紧迫的提到了我们的面前。

其次，要立即组织编制遗址保护规划，遗址本体和周围环境风貌、尤其是遗址紧临的那段淮河都要包括在内，要分清重点保护范围、一般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参观时看到村民正在遗址靠淮河边上修码头，应立即改变地点，这是迫在眉睫的任务。遗址规划的编制一定要有考古的人参加，因为他们最了解情况，过去由设计单位包办的情况再不能继续了。

第三，在遗址保护规划基础上编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这个规划要和涂山、荆山的开发统一考虑，要互相协调，不要互相矛盾，不要重复建设。

第四，结合编制遗址保护规划，要编一个考古规划，从对遗址深入了解研究和保护需要出发，有计划开展考古工作。

（李伯谦撰稿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安徽省文化厅、蚌埠市人民政府编著《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