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6日，《蚌埠日报》A7版刊登了题为《禹墟遗址发掘，揭开尘封地下的千古之谜》一文。记者李敬在“党报会客厅”与禹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研究员的“对话”中，王吉怀指出：“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为揭开江淮之间地区文明进展的程度提供了可考资料，是揭开尘封于地下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科学、合理地对禹墟遗址发掘、研究、开发、利用，将会对蚌埠的文化发展、经济发展带来无限生机”。作为蚌埠市民的一分子，作者十分关心禹会村遗址的考古成果，情不自禁地要对此发表看法，献计献策，以帮助破解“禹会诸侯”的千古之谜。
“目前，禹会村遗址已定性为大型祭祀性遗址”（录自《党报会客厅》“话题背景”）。在“对话”中，王吉怀研究员介绍：“从祭祀台基面的施工和各种设施的完成，到祭祀活动的进行过程，显然不是人们自发的行为，应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或是祭天、祭地、祭神灵、或庆贺治水的成功而修建的“临时舞台＇。·····首先需要有一定向心力、凝聚力的人物去组织。其次，也应有同等地位的人物去主持这种大型的祭祀活动。我们既然定位了禹墟遗址是禹会诸侯之地，那么，这个组织者应该是大禹”。
以上介绍告诉我们：通过地下、地上材料的相互比对，已经可以肯定，大禹是这次“涂山之会”的组织者和主持者。这就为今后“涂山之会”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至于“涂山之会”议的是什么大计？通常的答案可能有两个：一是治理洪水的大计；一是治理天下的大计。在研究进程尚不充分的情况下，采取两说并存的办法，这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但“涂山之会”只有一个，其议题是前者还是后者，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一个最终必需答复的问题。本文拟就此试论其详。
根据古籍记载，大禹是远古时代的治水英雄和部落联盟的最高领袖，他一生主要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治理洪水，使民众得以休养生息，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是治理天下，促进了政令的统一和部落联盟的中央集权，为华夏古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而“涂山之会”与这两件大事都应有密切的关系。至于其具体关系是怎样的？特联系古籍的有关记载，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从当时的天下形势来看
大禹治理洪水的时候，天下形势十分严峻。“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泽水警余”。泽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膝文公下》）。意思就是：当尧帝在世时，天下还没有安定，洪水暴涨四处横流，泛滥于天下各地。野草树木茂盛地生长，飞禽走兽危害人类，漫山遍野到处都是飞禽走兽的足迹。······当时洪水横流，在天下到处泛滥，大地上盘踞着蛇类等动物，人民无处安身，低洼处的人只好在树上造窝，高山上的人则挖洞而居。《尚书》说：“泽水警告我们”。“泽水”的意思就是洪水。舜派禹去治理洪水。大禹挖开水道，将洪水引到海里，把蛇类等驱赶到沼泽里去，于是洪水就顺势在大地间流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都是这样的。远离了危险和阻碍，驱赶了危害人类的飞禽走兽，然后人类才得以到平原地区定居。
面临着如此严峻的形势，大禹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正如墨子所追述的：“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大意是：当年大禹治理洪水，疏通江河通达到四方边远的部族和九州各地。其中大川三百，支流三千，小河无数。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亲自拿着装土的器具和铲土的工具参加劳动。聚合了各处的河流。由于长久地涉水，使得腿肚和小腿都没有了毛。大禹顶风冒雨地到处奔走，指导各地上万部落与洪水作斗争，安排好民众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大禹是不可能坐下来召开这种大规模、高规格的诸侯大会的。
而且，那时“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流溟滓”（《淮南子》）。大意是：由于黄河的龙门尚未凿开，吕梁山脉也挡住洪水的去路，江水和淮水互相汇通，条条河道都泛滥起来形成内涝，大地一片茫茫。在内涝阻隔交通的情况下，即使大禹下令召开诸侯大会，这上万诸侯也是不可能悉数、按时地来到指定的地点集中，顺利地参加“涂山之会”的。
总之，在洪水滔天，大禹忙于率领天下部落首领和广大民众与洪水作斗争的情况下，不可能召开这样的大会。只有在洪水被制服的情况下，“分民乃定，万国为治”（《史记》），民众生活安定了，天下上万个部落都得到很好的治理了，才有召开这种会议的可能。
二、从会址和涂山氏侯国的状况来看
“涂山之会”的会址在涂山西南脚下，与荆山隔淮河相望，处于涂山氏侯国（即部落）的中心地域。据沈秉璜所撰《大禹事迹寻踪》：“荆涂二山，对峙淮滨，······为淮水收缩之第二关键·····山高石峻，上洪子与南仓房两处，势尤奇削。当上游水高涨，奔涛南下，至此骤受钳制，必反激而成倒漾，其势然也。”而“涂山之会”的会址正位于“上洪子”南，是当年淮水“反激而成倒漾”的重灾区。《吕氏春秋·音初》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涂山之阳”就是涂山的南坡。这也说明了：大禹治淮时，涂山氏侯国的人们因避洪水而居于涂山之上。《水经注》载“荆山左、涂山右，二山对峙，相为一脉，自神禹以桐柏之水泛滥为害，凿山为二以通之”。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淮河的洪水没有得到治理之前，涂荆二山脚下的陆地被洪水所淹没。涂山氏侯国的人们为了避开洪水，只得据山而居。只有凿通涂荆二山间的峡谷，将洪水引向下游，涂荆二山之间的陆地才能显露出来，其间的“禹墟”才有可能成为当年“涂山之会”的会场。
既然“涂山之会”的会址在涂山氏侯国的辖区之内，大禹要想在此召开天下的诸侯大会，就必须依靠涂山氏侯国，由涂山氏侯国来承办这次大会。可是，在洪水泛滥于天下时，作为东夷族团和淮夷氏族的一个部分的涂山氏侯国，也同样遭受到洪水的严重侵害。在这种情况下，涂山氏侯国也是无力承办这次盛会的。而在治平了洪水以后，涂山氏侯国的生产迅速地恢复起来，从而发展了“万物柢地而生”的农业（《汉书·东夷传》）、盛产珍珠与鱼的渔业（《尚书》：“淮夷蠙珠暨鱼”）和盛产竹编器具与丝绸的手工业（《尚书》：“其篚玄纤编”）。因为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所以使涂山氏侯国民众归心，政治稳定。这样才能有充裕的人力和物力，来承办这次隆重的“涂山之会”。
三、从大禹自身的条件来看
《史记》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薄衣食”“卑宫室”，是一个勤俭节约，行为谨慎的人。不经过深思熟虑，没有足够的条件和理由，他是不会轻易决定召开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涂山之会”的。
帝尧之时，禹的父亲受命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史记》）。鲧受到严厉惩处后，大禹成为罪臣之子。摄政的舜，让禹“续鲧之业”，从而形成让大禹替父赎罪的局面。大禹开始治水时，是没有职位的。只是在“尧崩”以后，才在“四岳”（四方部落首领）的保举之下，被舜任命为“司空”（据《史记》）。“司空”又称“司工”，即掌管工程的官员，就是在治理水患时负“施工”之责。舜要禹继父业去治水，“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吕氏春秋》）。“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以上“不敢怨”“伤”“焦”“不敢入”等词语，都生动地描述了大禹在担任“司空”时“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自此以后，大禹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治水成功。古代的“司空”，相当于现在的水利部长，而“涂山之会”则相当于“全国人大”或“中央工作会议”。以“水利部长”的身份，是无权召开“全国人大”或“中央工作会议”的。
只有在登上帝位以后，大禹才有权召开类似“涂山之会”这样的诸侯大会。根据《史记》的记载，在舜帝逝世三年以后，“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唐·柳宗元在《涂山铭并序》中也记载道：“追维大号既发，华盖既狩，方岳列位，奔走来庭，山川守神，莫敢遑宁。羽旄四合，衣裳咸会，虔恭就列，俯偻听命。然后示之以礼乐，和气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谟训，宜在长久”。大意是：追思当年禹帝登位，称作夏后的朝代名号已发布，作为帝王已视察了辖地，四方的部落首领，争先前来归附，山川的守卫者，也不敢懈怠。以羽毛装饰的仪仗汇合自各处，部落的首领们都前来集会，他们虔诚恭敬地列队，弯腰听从命令，然后示之以礼乐，造成和谐的氛围；施之以恩德和刑罚，使天子的威严得到有力的宣扬；于是制定了政策和法规，以利于长久地实行。柳宗元以生动的文笔，描写了大禹登上帝位以后，以最高的权威召开诸侯大会的盛况。这一史实，是历代文人墨士所公认的。例如：“大禹涂山御座开，诸侯玉帛走如雷”（唐.胡曾《涂山》）。大意是：大禹在涂山登上天子的座席，各路诸侯都手捧着玉制品和丝织品等贵重礼物前来朝拜，那车马走动的声音轰轰然有如雷滚。又如：“愿将丹膜图王会，共睹衣冠拜冕旒”（清·林之望《涂山怀古》）。大意是：我愿用最高级的颜料来描绘大禹会诸侯的情景，与大家共同来瞻仰诸侯们叩拜天子的动人场面。以上颂禹诗都认为：大禹是以天子的身份来召见天下各路诸侯的。因此，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指出：大禹召开“涂山之会”的时候，已经是“部落联盟的头头”，登上了“天子之位”。
四、从“涂山之会”的必要性来看
大禹在登上帝位以后，虽然有权召开天下诸侯大会，但是如果没有十分必要，按大禹的性格，也是不会轻易决定召开这次大会的。那么，当时有召开这种大会的必要性吗？有的。
根据《史记》，大禹治水成功以后，民众生活安定。“天下于是太平治”了，但仍有“苗顽不即功”之类的问题存在。南方的一些部族仍然顽固地反对部落联盟中央的指挥。正如《淮南子·原道训》所记载的：“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兵甲，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意是：大禹知道天下不是很太平的，有的部落有叛乱的意图。于是平毁天下的城池，散发豪强的财物给民众，焚烧武器，对民众布施德政，连边远的部落都表示服从领导了，四海都来进贡纳税了。于是会合天下诸侯于涂山，拿着瑞玉和丝帛来朝拜的有万国。由此可见，新的形势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统一政令，以强化部落联盟中央的行政权力。这就是召开“涂山之会”的原因所在。我们从柳宗元的《涂山铭（并序）》中可以进一步理解这次“涂山之会”的重大意义。《涂山铭》的序言指出：“政莫先乎齐大统，乃朝玉帛，以混经制”。大意是：论政治，没有比统一天下更重要的了，于是由天下各地的部落首领们手执玉帛前来赴会朝觐，从而一致遵守中央的号令。《涂山铭》的铭文又进一步指出：“会诸侯卫，统一宪度。省方宣教，化制殊类。咸会坛位，承奉仪矩，礼具乐备”。大意是：大禹在涂山举行诸侯大会，统一法规制度。他安抚各方，宣扬教化，使远方异域都受到感召。各地部落首领都来朝拜并遵奉他所制定的法度和准则。从而也使礼仪和音乐都得以具有和完备。由此可见，这次诸侯之会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包括：举行晋见礼的仪式；讨论、制定并宣布法规与制度；演奏歌舞和音乐等。但主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法制和政令的统一，加强部落联盟的中央集权。那么“涂山之会”的主题与祭祀有没有关系呢？有的。
根据考古专家团的结论，禹会遗址是：“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基址”。这里的“礼仪”实指“祭祀”。特别是遗址中发掘出来的两千余平方米的“甲”字形“祭祀台基”，则是祭祀的中心场地。台基由三色土精心铺填，中轴线上有一批相关设施，包括：近一百平方米的烧祭面、约一米立方的土台，长50米的一排柱洞等。这个“祭祀台基”，在我国古代称为“坛”。据《辞海》，坛是土筑的台，古时用于祭祀及朝会、誓盟等大事。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台基中轴线上的“烧祭面”，《礼记·祭法》指出：“燔柴于泰坛，祭天也。”据《辞海》，“泰坛”即祭祀用的平面土台；而“燔柴”则是“古代祭祀仪式之一，把玉帛牺牲同置于积柴之上，焚之以祭天”。可见，禹会遗址所发掘的各种祭祀用的设施和器物，都是用于祭天的。
为什么要祭天？这正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大禹所担任的“部落联盟最高领袖”，当时称为“帝”，又称为“天子”。《礼记·曲礼下》指出：“君天下曰天子”。“君天下”即“君临天下”，为什么要称“君临天下”的人为“天子”呢？是由于当时的人们认为：他是上天派到人间根据天意来管理人间的“上天之子”。这种“帝权天授”的观念，在远古时代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必然产生的。这种观念在当时，对于提升“部落联盟最高领袖”的权威，增强中央政权的凝聚力和各地部落的向心力，促进天下部落之间的大团结，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说，祭天活动正是大会主题所要求的，是这次诸侯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
这次诸侯大会还发生了一个事件：诛杀防风氏首领。《述异记》载：“昔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防风氏后至，禹诛之，其长三丈，其骨专车”。《怀远县志·名胜》（1900年版）也有“防风氏死后，尸倒九亩，遗骨专车，血流上下红（即上洪村、下洪村）”等关于“防风冢”的记载。对于此事，古人多有论述和吟诵。柳宗元在《涂山铭》的铭文中写道：“德容既孚，乃举明刑，以弼圣漠。则戮防风，遗骨专车”。大意是：恩德既已服人，进而严明法纪。为了保证中央政令的执行，处决了不听指挥的防风氏侯国的首领，遗骨满车。唐·胡曾写诗曰：“防风漫有专车骨，何事兹晨最后来。大意是：你防风氏侯国的首领纵然身材高大，遗骨可以装满一部车，但又为什么这天早晨偏偏最后一个来报到？”宋·苏轼诗曰：“地埋汪罔骨应存”。大意是：防风冢里埋着汪罔（防风氏又称汪罔氏）的遗骨至今应该还存在。宋·黄庭坚在《涂山》诗中也有“防风冢映夕阳红”之句。宋·严羽（字丹邱）则在（涂山操）中感叹道：“嗟尔防风，后至奚为？悠然涂山，今昔皆悲”。大意是：哎！你这个防风氏首领为什么要迟到呢？悠久的涂山，从古到今都在为你惋惜悲伤。这里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防风氏首领仅因“后至”就被诛杀呢？对于这件事情，只有联系到“祭天”活动，才能获得合乎情理的解释：因为要强化中央权力，所以要祭天；因为要祭天，所以防风氏首领的“后至”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迟到”，而是对天的藐视，也是对天子的“大不敬”。大禹以天的名义诛杀了一贯桀骜不驯的防风氏首领，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正是“替天行道”。这也说明了：祭天已经使中央机构的权力大为增强，一个强有力的华夏古国正在形成之中。至于说防风氏首领身高三丈，死后尸体占了九亩地，遗骨装满一整车，血染上、下洪村。这些都是神话式的夸张。合理的解释应是：防风氏首领及其随从都是彪形大汉，执法时他们拼死抗拒，且战且走，一路颇有伤亡，因而陈尸于九亩之地，血染村庄。
五、从大禹生平和禹会的时间来看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即大禹登上帝位以后，仍在所召开的“涂山之会”上与诸侯共议治理洪水的大计呢？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大禹生平和“山之会”的时间，就可以获得明确的答案。
时间是不断推移的。根据《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大禹在青少年时代，他的父亲鲧即受尧帝之命治理洪水，但九年未成，受到严厉的惩处。当大禹才二十来岁时，又受命承父业继续治理洪水（《帝王世纪》：“禹年二十始用”）。经过13年的艰苦努力，治水获得成功，受到舜帝赏赐“玄圭”的褒奖。这时他已“人到中年”。然后，舜帝推荐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且要他摄政，17年后舜帝逝世。大禹居丧三年后登上帝位。这时他已经是位老年人了。又据《竹书纪年》所载：“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即位居冀，颁夏时于邦国。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就是说：大禹于壬子年在中原地区登上帝位。因朝代的称号为夏后，故而所颁布的统一历法称作夏时或夏历。大禹登上帝位第五年，视察所辖地区，在涂山召开诸侯大会。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论证，把夏朝的始年大致定在约公元前2070年即距今4083年前后。到了第五年，就是约公元前2066年，即距今4079年前后，这应该就是大禹会诸侯于涂山的日子了。又据《竹书纪年》所载：禹帝八年（《史记》为：禹帝十年），大禹再赴会稽山召开诸侯大会，“爵有德，封有功”（《越绝书》），褒奖治理天下的有功人员。因积劳成疾，逝世于会稽山。（大禹逝世三年后，他的儿子启登上了王位，建立了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奴隶制国家，从而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通观大禹生平，使我们认识到：治水和涂山之会都是大禹一生众多业绩的组成部分。而且，涂山之会是在治理洪水成功以后的若干年才举行的。至于大禹从治水成功到召开涂山之会，其间究竟经过了多少年？虽然说法不一定完全一致，但仍可根据通常的说法，推算如下：舜帝在大禹治水“告成功于天下”以后（究竟是在当年还是以后若干年，待考），“荐禹于天，为酮”。再过17年，“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遂即天子位”（以上摘自《史记》）。禹帝即位“五年，巡符会诸侯于涂山”（摘自《竹书纪年》）。在此期间，先后至少经历了25年光阴。由此可以肯定：在治水成功的25年后，由于事过境迁，大禹和诸侯们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回过头去共议“治理洪水大计”的。因此说，他们共议的只能是“治理天下的大计”。
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大禹在涂山会诸侯的时间，是在登上帝位以后。当时虽然从总体上说是“天下太平治”了。但仍然有一些侯国不听从指挥。为了统一政令，强化部落联盟的中央集权，于是召开了“涂山之会”。会上不但严明了法制，而且举行了“祭天”活动。这次大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部落联盟的中央政权，在客观上为后来建立形态完备的华夏古国——奴隶制王朝准备了先期的条件，从而使“涂山之会”成为夏启建国前的一个重要步骤。正如王吉怀研究员在《禹墟遗址发掘，揭开尘封地下的千古之谜》的“对话”中所指出的：“涂山之会，为确立禹在“万国”中的统治地位，为夏王朝（指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海军 沈叶鸣撰稿 王海军 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处主任；沈叶鸣 原蚌埠市政协第八届主席，市涂山大禹文化研究会首届会长，主任记者。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安徽省文化厅、蚌埠市人民政府编著《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
［参考书目］
①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
②王绍义主编：《大禹文化资料荟萃》，蚌埠市涂山大禹文化研究会、蚌埠市博物馆编印。
③蚌埠市政协：《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山·涂山》《蚌埠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8辑，蚌埠市红旗印刷厂，1996年。
④王吉怀：《穿越时空，走近大禹－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对印证“禹会诸侯”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大禹文化》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