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丽

小满节气一过，麦收就近在眼前了。前几天给父亲打电话闲话家常，我不经意地说道：“麦子该收了吧？”“是呢，”老父亲如数家珍，“往年过了小满还得十天八天的，今年天热得早，河湾的麦子都开始收了，都是机器收种快得很。”父母亲上了年纪，农活早已干不动了，家里的十五亩地已经租给了本家的叔叔耕作。

庄稼人稀罕土地。当时决定不再种地后，老母亲暗自难过了好久，舍不得优质的水稻田，更有不服老的劲头：“身体好着呢，种地一点问题没有。”前两年回家，还总能听到母亲念叨。地是不种了，但每次打电话，还是忍不住和父母唠唠庄稼的长势、旱涝、粮食价格。生长的土地，也是亲情的牵绊。

“你妈腌的糖蒜能吃了，什么时候回来给你带点回去？”父亲的话勾起我对儿时麦收的回忆。回忆是有味道的，我记忆中麦收时节的味道，就是糖蒜的味道。

小时候农业机械化不普及，那时的夏麦、秋稻两季就是农民的两场硬仗。连续几个大太阳天，麦子熟了。父亲每天晚上都准时守在电视机前，雷打不动地收看《天气预报》，算着日子准备收麦子。小麦一开镰，就意味着要连天接夜地干，把成熟的麦粒尽快归仓。如果碰到大风倒伏、大雨沤烂麦穗，一季的辛苦就白费了。

镰刀磨好，拖拉机柴油加满，腌好的糖蒜坛子搬出来，麦收的大幕就拉开了。忙起来的时候，一天两顿饭，糖蒜是最重要的配角。早上那一顿饭是没工夫吃的，灌上一大塑料壶绿豆汤或是蒲公英熬的水，踩着星光就下地了。十来点钟的一顿早午饭，就尤为重要。

日头升起，奶奶准备好饭食，把我从邻居家的打麦场上喊回来。我嘟囔着嘴，挎着大竹篮子就出发了。地离家都不远，十几分钟的路程也不会感到无聊。路上是轰隆作响的拖拉机和往来奔忙的乡亲，晒得黝黑的脸上有抢收的疲惫，但更多的是丰收的喜悦。“哟，这家老疙瘩给爸妈送饭呢，怪有用的。”在相熟邻居的夸赞声中，我的步子都变得轻盈了。

“爸！妈！吃饭了！”我来到地头，扯开嗓子喊。地里是一排排割下来摆放得整整齐齐的麦子。割下来的麦子还要装车运回去，在打麦场上打场收粒。放乱了不好装车，这是规矩。我坐在地垄上，把奶奶准备的饭摆出来：死面馍、糖蒜这是标配，有时候还有改善伙食的咸鸭蛋、咸鸡蛋。如果再能配半个西瓜，那这一顿就是豪华午餐。死面馍顶饱，糖蒜好下饭，咸蛋补充体力，没有汤汤水水方便携带，完美符合农忙时节的“快餐”要求。

父母从地那头远远地走过来了。“老丫头来了，”父亲笑眯眯地走近了，“吃过了吗？”“没有呢，”我答道。“来来来，坐下赶紧吃，”父亲顺势在田垄上坐下。糖蒜爽脆、死面馍劲道，一家人都吃得很快。“妈，今年糖蒜不甜。”“嗯，醋放多了，明年多放糖少放醋。”父母拿起镰刀又向地里走去。“吃完就回家，晚上不要送饭了，回家吃。”“好，”我嚼着糖蒜应和着。空气里是糖蒜的咸酸甜，和麦粒在日光烘照下的暖香。

“我星期六早上回去，”我在电话这头回答。“好，让你妈把你那屋的被子晒晒。可有啥想吃的？我上集去买。”爸爸在电话那头回答得很干脆，语气里有不易察觉的喜悦。“没有，我就专门回去吃糖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