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新闻网记者　陈春怡

编者按

“减负”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长期以来,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尽管有关部门出台了多项减负举措,却似乎一直停留在纸面上,还出现了一个尴尬局面:校内减下来,校外加上去。身处“减负”漩涡中的学生、家长、培训机构有哪些酸甜苦辣?这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即日起,本报开设“减负大家谈”栏目,听听各有关方面的“减负”声音和故事。

“每天六点半起床,七点一刻出门,到学校还得早自习,然后这一天的课程,回来六张卷子,还得写作业……”这是电视剧《小别离》中的一句台词,却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中小学生生活的真实写照。虽然已经喊“累”多年,各级政府各种形式的“减负令”也相继发出,去年年底更是出台了被称为最严减负令的“减负三十条”,结果如何却是见仁见智。记者采访了部分家长和老师,过来人潇洒从容,局中人患得患失,都是为了儿女的明天在奋斗。

声音一:对待减负,不能当真

6月2日一大早,杨女士像往常一样将孙女送到位于宝龙城市广场楼上的一家培训机构学习“趣味数学”,她抓紧空当去楼下超市买菜,因为10点还要送孙女去隔壁的艺术学校学习舞蹈。

“孩子报了几个班?”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明显让杨女士愣了一下。“数学、英语、舞蹈、围棋……”杨女士告诉记者,这些还仅仅是周末的课程,周一到周五放学后好像还有两门,由于是父母接送,自己并不清楚。

“平时在家太闲,周末孩子过来,又忙得像打仗一样。”当记者问起为何给孩子报这么多兴趣班,杨女士表示,一方面孩子喜欢、有余力,另一方面也是形势所迫,“现在家家户户基本都这样,你不让孩子上,心里就没底。”

杨女士说,看着孙女被各种辅导班包围,自己很心疼,却也无可奈何,“周五必须把作业做完,不然周末没时间。小孩经常困得打盹,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杨女士告诉记者,班上有的小朋友舞蹈已过了六级,而自家孙女今年才考四级,这就意味着,孩子到了中高年级会比同班同学更累,“既然学了就要考级,算是对自己一个交代。但如果将来不打算这条路,别人早早就能甩了这一门,你还要继续考。”

说到减负,杨女士称自己也有所耳闻。“不能当真!”她摇摇头说,“你看谁家‘减负’了?不仅没减,孩子的负担还增加了,她爸当年上学可没这么累,至少没上过这么多辅导班。”

声音二:追求课堂效率更重要

有人对减负持保留态度,也有人身体力行支持减负。

每年中高考前夕,市民张红侠的电话就成了亲戚朋友的教育热线。在大家眼中,张红侠绝对是教育子女的成功典范。7年前,二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此事当年还上过《淮河晨刊》,至今仍是周围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另外两个孩子成绩也十分优异,一个家走出了两个“985”和一个“211”。

张红侠告诉记者,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十分认可“减负”的概念。“课堂内容都消化不了,回家补那些乱七八糟的班有什么用?”她说,三个孩子从上小学起,就没有上过兴趣班、学科辅导班,“三个人,如果都去上辅导班,我们经济上来不了。好在孩子们都争气,从不给家里添麻烦,自己学习,不懂的第二天去问老师,一路就这样走过来了。”

总结几个孩子的学习经验,张红侠认为,共同点无非是向课堂要效率、有良好的学习方法以及足够自律,而这些恰恰是补习班难以提供的,“我经常跟他们三个说,上课不认真听,回家你怎么补、怎么学都没用,你再怎么‘能’都能不过老师,老师多有经验!”

张红侠表示,以二女儿为例,学习的时候,任何人都打扰不到她,一门心思沉浸在书本里。即使到了高考前,女儿基本能在12点左右入睡,这在同班同学里面算得上是“睡眠充足”。对于孩子的学习,张红侠和丈夫极少干涉,“以前我也问过她,‘你看人家都补习,你可也需要报个啥班?’孩子不愿意,我就随她,反正学习是她自己的事情,孩子心里也有数,不要随便给她增加负担,大人管好吃穿就够了。”

学校减负,家长往往难以认同

顾老师是本市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二年级教师。2019年春节发生的一件小事,让顾老师至今印象深刻。聚餐时,亲戚家一名从北京回蚌埠过年的小男孩吃完饭默默走到一边,拿起一本书自顾自地看了起来。刚开始,顾老师还以为是儿童读物,走过去一看,才发现男孩手里拿着的竟然是高三数学课本。顾老师感叹道:“他才小学六年级,已经开始提前学习高三的课本。听他妈妈说,这在他们班上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不超前学习就跟不上进度,也拿不到高分。”

作为一线教师,顾老师对待减负同样持保留态度。“减负是好事,但必须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光从学校层面减负,执行下去效果肯定不理想。如果按要求,一二年级不布置作业,三年级以上作业量不超过1个小时,反弹最大的一定是家长。”顾老师告诉记者,教师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尝试,往往被家长认为是教学水平不高、教学态度不认真,这让老师非常尴尬。另一方面,学校三令五申要求老师执行减负政策,再一次让老师陷入两难境地。

此外,教师在福利待遇、升迁评奖等诸多方面都和班级成绩挂钩,这也迫使教师的教学行为不得不围绕着考试而展开。“学校哪有不考试的?社会对学校、学校对教师、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哪有不看成绩的?分数上不去,老师再辛苦、付出再多,也无法得到别人认可。”顾老师认为,在高考的指挥棒下,最终一切教育都会化为实实在在的分数,压在学生身上,悬在老师头顶,时刻敦促着师生前进。

“就说教辅材料吧,上面要求‘一课一辅’,目的是减轻学生负担。但如果只做配套的辅导材料,可能很多学生连期中期末考试都应付不了。家长也不会让孩子闲着,也会给孩子课外加码。”顾老师认为,中年人的焦虑感让不少家长宁愿为孩子选择一个有压力的童年,也不希望孩子在成年后比别人机会少,“看到周围孩子都在趋之若鹜地扑向补习班,自己也必须得跟上。”

做不到这一点,减负之路恐难走远

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并非最近才走进公众视野。1955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道“减负令”。之前有媒体报道,从1955年至今,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减负令”就有十余道。

这些年来,政策因时而变,规格越来越高。2010年,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将减负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2011年全国两会上,“减负”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年底,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号称史上最严减负令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重磅出台,剑指中小学课业负担重这一社会问题,对校内、校外、家庭、政府四方面减负工作全面明确责任并提出要求。

近半年过去了,“减负三十条”能否改变学生“书包越来越重,眼镜片越来越厚”现状?一位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多年的教师指出,当前的教育形式,仍是分数主导一切。以升学率为标准的分数制度,造成一切为成绩服务,“都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样的家庭教育氛围,影响着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有的家长自己充当家庭教师,给孩子加班加点,有请任课老师为孩子开小灶者,有不惜重金将孩子送进校外培训机构者,包括择校择班也都是这个原因。”

“分数主导一切”让家长变得焦虑,攀比之风盛行。“都想让别的孩子减负,自家孩子说什么都不能减。这是很现实,也是很可笑的心理。”顾老师表示,为了孩子的成绩,家长费尽了心思。有时候孩子成绩下降,家长还会“委婉地”对老师兴师问罪。最常见的是盲目跟风,家长不顾孩子的禀赋兴趣和个人能力,给孩子报了一个又一个学科班、艺体班。凡此种种,弄得孩子身心俱疲。

“虽然说现在高考不是唯一的成功途径,但高考的重要性谁也不能否认。其实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仍是‘一考定终身’。”顾老师认为,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是减负的紧急要务,同时也要完善考试制度,打破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的制度,走出一条稳健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选拔方式,减负才能得到切实执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