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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奠定蚌埠文化之基

2022-05-08 16:19 蚌埠新闻网  

新石器时代是蚌埠地区农耕文明快速发展的阶段,文化遗址星罗棋布,文化兼容并蓄。淮夷文化是蚌埠文化之根,“淮”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之一

市博物馆龙王庙遗址展板。

张建平 文图

文化是一个民族通过一定的载体和行为方式表达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一定的载体和行为方式本身也构成了文化内容。文化的形成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地域性和演进性的特点。夹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淮河,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并且在中华文明的曙光显露之前,一连串的文明晨星就已在淮河两岸熠熠闪光。

双墩文化之后,约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蚌埠与周边地区的文化扩散、融合逐渐加深;至距今约4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时期,文化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文明汇聚的范围更加扩大,中原以龙为图腾的夏后氏族群与淮河流域以凤鸟为图腾的东夷族群交融,开启了“龙凤呈祥”的新时代。这一时期,气候带南移,淮河成为地理气候分界线。蚌埠地区人类活动的遗址遗迹星罗棋布,水旱作物种类增加,农耕文明快速发展。随着气候由剧变到趋于稳定,蚌埠土著的生产生活习俗、饮食习惯渐渐形成;在精神层面上,也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性格,并一直延续至今。

农业“水旱并举” 饮食“米面皆宜”

老蚌埠人家庭一日三餐主食一般是这样的:早餐稀饭、馍,中午干饭,晚上又是稀饭、馍,或是一锅面条。以淮为界,朝北一点,宿州阜阳,传统就是以面食为主,一天三顿主食都是馍馍面条;向南一点,就是以米饭为主。

市博物馆台子山遗址展板。

为什么蚌埠人米面“通吃”?

蚌埠市博物馆古代历史文明陈列展介绍,蚌埠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多,出土遗物丰富。市区主要有双墩、禹会村、钓鱼台、梅堌堆、丁家庙、老墩子、下台子、荒孤堆、八大集等遗址,怀远境内有双崮堆、龙王庙,五河有韩庄、台子山,固镇有集东、垓下、南城孜等遗址。这些文化遗址内涵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反映了淮河中游的早期文明进程。

从文化脉络上看,蚌埠地区双墩文化遗址包括双墩和禹会村遗址早期,之后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如怀远双崮堆遗址二期,五河韩村遗址,固镇垓下、南城孜、吴崮堆、金庄、前庄顶、湖沟遗址等。蚌埠人自古就有“择高处居”的传统,这些遗址均位于河流两侧的台地上,考古发掘发现,这些遗址普遍存在两个文化层伴生现象,下层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上层为龙山文化,这说明遗址曾被定居人群连续上千年使用,形成稳定的文化传承。其文化特点主要表现为:陶器以夹砂红陶、褐陶为主,其次为泥质灰陶,胎质较硬,火候较高。陶器绝大多数为素面,纹饰主要有弦纹、附加堆纹和少量镂空装饰。器型有鼎、鬶、豆、罐、壶、杯等。从陶器类型分析,这一时期的先民饮食方式已大量使用陶器蒸煮食物,替代了传统、原始的烧烤方式,且食物中农作物的比例在逐步上升。

通过研究出土文物可知,双墩时期,狩猎和采集是先民食物的主要来源,农业种植和畜牧养殖所占比例并不高。而进入大汶口时期,狩猎和采集获得的自然食物和依靠种养殖获得的人工食物,已进入此消彼长的演进过程。

市博物馆制作的《蚌埠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团队在双墩遗址出土的石质杵臼上,发现小麦族、水稻、薏苡、莲藕、豇豆属等不同植物种属的古代淀粉粒,说明双墩时代先民已掌握一定的农业种植技术。从淮河上游的舞阳贾湖遗址到下游的高邮龙虬庄遗址,都发现了水稻,说明淮河流域的水稻种植至迟在距今六千年前已普及。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人员在固镇垓下遗址炭灰土里也发现烧焦的稻粒。这一时期虽出现小麦族淀粉,但不确定是何种麦。农作物和农业采集还是以喜水植物为主,科大科技考古团队在双墩发现的水稻、薏苡、莲藕、豇豆属都属此类。

到了龙山时期,随着天气转为干冷,大洪水退去,气候带南移,淮河两岸的农作物的种类有了变化。文化的历史性和演进性特点得到充分证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人员在禹会村遗址龙山时期灰坑土样中浮选出的农作物不仅有传统的水稻,还有不少原属于北方的旱地作物,如粟、黍、稷、菽、麦等“五谷”,从浮选发现的作物总量比例上看,旱地作物占比还较高,说明小米、黄米、大豆等旱地作物种植数量多、范围广。以涂山氏国为代表,在龙山时期,蚌埠地区农业种植结构已从双墩时期的“以水为主”过渡到“水旱均衡”。蚌埠人的食物结构更多样化,北方的粟黍、南方的稻米,都是咱盘中餐,“南米北面”“南甜北咸”在蚌埠融为一体。可以说,蚌埠人“米面皆宜”的饮食习惯在四千年就已形成,一直延续至今。

社会日趋发达 文明曙光乍现

你用杵臼捣过蒜泥吗?蒜泥拌熟鸡蛋可是咱蚌埠人的一道家常菜。你可知道,杵、臼这组工具,七千年前双墩先民就开始使用,在后来的文明进程中又不断完善,至今未脱离我们的生活。

大汶口时期和龙山时期的考古发现和文物特征,反映了蚌埠地区聚落分布集中、人口密集,原始农业有了较快发展,农业种植结构水旱并举,同时也反映出经济较为发达、社会较为繁荣、文明进程加快。

五河县台子山遗址出土的石钺和石锛。

首先在生产工具上有了创造性的突破。双墩遗址的农业生产工具除了有石制、蚌制、骨制的刀、锛、铲、锯、锥、凿等之外,还发明了不少新工具,如食物加工工具杵和臼。前代粉碎植物种子一般用磨盘磨棒,到双墩时期逐渐改用杵臼类组合工具,因杵臼同时具有砸击和研磨两种功能,脱壳效率更高,其加工对象更为多样。双墩时期以后,杵臼工具材质、制作越来越多样,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并一直沿用至今。

“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夷字从大从弓,夷族自古是善射的民族,后羿就是其中最杰出的射手,传说他射掉九个太阳。和杵臼一样,以弓箭、标枪、钓钩、渔网等为代表的渔猎工具越来越精致、多样和高效,禹墟出土的石制、骨制箭镞就比双墩的精致、锋利得多。

新石器时代,各遗址出土文物以陶器最多,纵观各个时期的制陶材料和工艺,可获知手工业的发展脉络、社会分工进程。从早期的夹砂陶、夹蚌陶等低温陶器,到材质较纯净、烧造温度较高的灰陶、黑陶、白陶;从捏制、泥条盘制到慢轮旋制,制作工艺日趋成熟。轮制工艺仍是现代制陶的主要工艺。

黑陶又称蛋壳陶,形如其名,陶壁薄如蛋壳,是山东龙山文化的代表作。禹墟出土多件黑陶,其中一件高脚酒杯,造型与现代高脚酒杯几无二致。虽不能证明这些黑陶就在涂山氏国当地烧造,但至少证明了在四千年前,山东的名器已交流到了淮河,文化交流的范围北至海岱。

禹墟出土的造型丰满圆润的白鬶,用的是洁白细腻的白土,典型产地是江西省景德镇的高岭村,因此又称高岭土,是后来烧造瓷器的原料。使用高岭土制陶说明在用料上经过长时间的选择比对后,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白鬶烧制温度已超过一千摄氏度,涂釉后烧出的就是瓷器。

你可知道?垓下的排屋竟然是用火烧成的,内壁还用细腻的白泥涂装,精致程度令人咋舌。建筑也是社会发展的标尺,从双墩时期的杆栏式建筑到垓下规划整齐的排屋,建筑样式、建造工艺、居室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考古发现,建造在垓下大汶口古城城墙上的浅穴式排屋,在墙体地面成形后,架火烧烤,如同烧造陶器一样,提高墙壁硬度,增强防水性能。禹墟也发现多处大型工棚式建筑基址,尽管是不完全揭露,每处基址也都有上百平方米。

禹墟出土的红陶鬶

如同刻划符号是文字的前身,作为方国核心的城市也是国家都城的雏形,后者都是文明的标志。距今五千年的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与距今四千年的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都是淮河流域的重要考古发现,代表着新石器时代蚌埠地区的文明高度。“新石器时代的文明之巅”涂山氏国直接促成了夏朝的建立,即便后来“禹都阳城”、“启都阳翟”,蚌埠涂山还是夏朝的娘家。

兼容并蓄的文化性格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快速促进精神文化的发展。随着淮河流域先民的生活而诞生淮夷文化,是蚌埠文化之根,其形成过程贯穿新石器时代,呈现出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

龙山时代中后期,气候趋于稳定,秦岭-淮河一线成为中国中东部南北气候分界线。南北过渡地带的地理环境,干湿相宜的气候条件,淮河流域形成过渡性经济、社会特征,也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文化性格。这种多元性、过渡性和开放性,恰恰是淮河亦即蚌埠的文化特征。

地理位置决定是蚌埠是文化的交汇带。如禹墟出土的多种陶器,造型各异,分别具备方圆近千公里内各地区文化的典型特征,河南、山东的龙山文化、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太湖一带的良渚文化,汇聚一地,使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文化形成关联。

禹墟出土的陶器各具特色,代表不同地域的文化风格。

怀远龙王庙遗址是蚌埠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的异类,主要出土文物为玉器、制玉工具等。市博物馆古代历史文明陈列展介绍,龙王庙遗址出土的玉器“刻工细腻,材质较丰富”。从玉器工艺、形制等方面看,应属良渚文化类型,是目前为止我市唯一良渚文化类型遗址,也是出土玉器最多、唯一以玉器为主要文物的遗址。怀远县博物馆馆藏两件阴刻兽面纹玉饰件,为国家一级文物。

龙王庙遗址位于河溜镇葛圩村南芡河北岸,是一处深入河中的半岛形台地,面积10万多平方米。1991年大水后,台地东南部被大水冲蚀的断崖土层里,暴露出一些古代玉器。后来,文物贩子闻风而至,当地村民开始疯狂盗掘,遗址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玉器文物流失。直到1993年县公安机关与文物部门介入,盗掘活动方被制止。公安机关追缴回玉斧、玉璧、玉环、盖脸等国家一级至三级珍贵文物380余件,而数年间流失的玉器文物已无法统计。

2005年和2006年,为配合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考古队对龙王庙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由于持续两三年的盗掘已将遗址破坏得千疮百孔,考古队仅在2006年开挖的探沟中发现几枚玉管。两次勘探发掘出土一些破碎的陶片,没发现一件完整器形,殊为遗憾。

龙王庙遗址出土的玉器,证明了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涂山氏国已有较发达的制玉业,玉器加工已达到相当高水平。而龙王庙遗址文化类型的确定,扩大了良渚文化向北方发展的分布范围,同时也证明,位于黄河、长江之间的淮河流域,是南北文化的汇聚地带,兼收并蓄南北文化精髓,“淮”亦成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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