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平 文图

钓鱼台遗址是商周时期的典型文物古迹。商周时期无重大考古发现，可能是蚌埠历史上的低谷期

商周时期，蚌埠地区的典型文物古迹要数朝阳路西、东海大道张公湖大桥南的钓鱼台遗址。

“钓鱼台”的地名并不鲜见，如陕西宝鸡的姜太公钓鱼台、山东鄄城的庄子钓鱼台、湖北大冶的张志和钓鱼台、浙江桐庐的严子陵钓台。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北京还有个的“钓鱼台国宾馆”。

蚌埠的钓鱼台能钓鱼吗？考古发掘发现，4000多年前，古人真的在这儿钓鱼，还在这儿安了家，聚族而居。

29钓鱼台1全貌

市博物馆《蚌埠古代历史文明陈列》展板介绍，钓鱼台遗址位于禹会区钓鱼台街道西端，张公山公园东南约600米。钓鱼台遗址由四个面积不等的土墩构成，分别被称为大陈迹、二陈迹、三陈迹和四陈迹，因涨水时不曾被水淹没，当地人称钓鱼台。台子经数千年风侵雨蚀，其状渐显平坦。根据显露于外的文化层和遗物、化石可知，这里曾是古人的栖息之地。1982年公布为蚌埠市首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初步钻探，同时在遗址表面和断层上采集到鼎、鬲、罐等陶器残片；2019年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什么说钓鱼台遗址是商周时期蚌埠的典型遗址？它具有哪些代表性？商周时期蚌埠地区的文化和社会面貌是怎样的？

紧傍古河道的古遗址

古人卜居有两个特点，一是居高，二是临水。钓鱼台就具备这两个优势。

钓鱼台遗址主体位于“城中村”原蚌山区雪华乡施徐村内，部分属钓鱼台三巷。施徐村未拆迁前，钓鱼台遗址西侧紧邻一条古河道，源头是古化陂湖，今称老鸭湖，是燕山以西的一片洼地，宋金时期这里曾有一场大战。古河道自南向北，流经湾塘村、金圩村、汤家湖村、燕山路迎河桥、汽车士官学校、施徐村、张公山村、席家沟村，在宋滩村东入淮。全程分为三段，源头至施徐村一段习惯上称作迎河；流经张公山东部低洼地区，水流平缓，东有城市圈堤夹阻，淤成大塘，即张公湖；过涂山路桥向北入淮一段，过去因地近席姓人家，故名席家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遗址周围还没有房子，从朝阳路可以直接看到遗址。那时大陈迹看起来有十多米高。四个台子被居民取土盖房垫地，挖低不少。在“深挖洞”的年代，生产队在大陈迹之下打了十几米长的防空洞，发现了很多贝壳、骨头、陶片、石片等。村民介绍，很早以前，迎河与天河相通，水大时可以乘小船向南绕行至天河，而四个陈迹边就是驳岸。因为四个陈迹高高立在水边，当地居民就形象地称之为“钓鱼台”。后来台子四周被民居占满。

2014年11月，钓鱼台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2010年施徐村拆迁时，已注意到遗址保护，基本维持拆迁前的原状，没有对遗址造成二次破坏，拆迁后可以看到四个台子的样貌。最大的台子大陈迹高出地面约5米，保存较完整。台东还有一座五开间的老君庙。二陈迹在大陈迹西约50米，高度稍低，台前有2004年立的保护碑；台地的西北部是一处厂房。三陈迹靠北，与大陈迹、二陈迹呈三足鼎立之势，地势只比周边略高一点。四陈迹已近迎河边，距三陈迹约200米。因为三陈迹、四陈迹地势稍低，早在1980年代就被当作奶牛场和耕地，后来盖上了厂房民居，遗址已不太明显。施徐村拆迁后，建成新的住宅小区，大陈迹和二陈迹周边拉上围墙。西部沿迎河东侧修建了迎河路和沿河景观带，三陈迹和四陈迹灭失。

按照蚌埠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该处将建设钓鱼台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公园主要依托大陈迹区域，建筑面积约占40亩，以展示钓鱼台考古发现成果及文物遗址保护为主要内容，介绍蚌埠先民生产、生活及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基本状况，从而打造一个集文化传承、文物保护、市民健身等为一体的综合性遗址公园。

考古发掘文化层主要为商周

因钓鱼台遗址与禹会村遗址年代相近，2006年春，为配合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蚌埠市博物馆联合对钓鱼台遗址进行勘探调查，作比对研究。

201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勘探，结果显示，遗址堆积以四个高台为主，台子面积均在500平方米以上，呈四个相邻而不相连接的文化层分布区。其中，大陈迹保存最好，4.9米见生土，三陈迹四陈迹因受人为扰动较大，文化层断续分布。

钓鱼台遗址大陈迹西南侧有文物保护碑。

2014年6月，省考古所组织人员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结果显示，钓鱼台遗址堆积主要分新石器时代晚期、商代早期、西周三个大的时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主体堆积较为单薄，遗迹有灰坑、灰沟、柱洞等，出土遗物可辨器类有鼎、碗、豆、瓮等。西周时期堆积最为丰富，遗迹有灰坑、灰沟、灶、烧土墙等，发掘获得大量的出土文物，有铜镞、玉环、蚌刀、石斧、石锛，及鬲、鬶、甗、钵、罐、瓮、豆、圈足盘等陶器。

此次考古发掘在四个陈迹同时展开，至2014年10月，二、三、四陈迹发掘结束。之后在大陈迹探方内出土了两枚西周小玉璧。这两枚小巧的玉璧，直径约1厘米，形同纽扣，中有圆孔，虽历经千年，玉璧表面仍很光洁，且造型精巧，做工精致。这算是钓鱼台遗址最高级的文物了。

此次考古发掘结果表明，钓鱼台遗址呈现文化层厚、时间跨度大的两大特点。在对大陈迹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几处房址痕迹，不仅有墙基，还有清晰的柱洞。据推测，这些都是商周，或更早时期的建筑遗留。房址的发现，确定数千年前，这里有人类居住，且居住生活时间非常长，年代跨度可能长达2000年，对研究淮河中游地区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进程中整个社会面貌、文化形态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研究蚌埠本地历史文化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

植物考古研究发现“五谷俱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过对钓鱼台遗址2014年考古发掘采集土样的浮选分析、研究，发表了考察报告。

报告称，在该遗址获取到龙山时代晚期及西周春秋时期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炭化植物种子主要包括水稻、粟、黍、小麦和大豆5种农作物，这些应是当年居民的主食。还有禾本科、莎草科、酸模属等植物种子,以及少量来自栎属、菱属和枣属等植物的硬果核壳。禾本科、莎草科的植物喜潮湿，栎和枣的核壳等占比较少，这说明当时的地理环境，可能湿地居多，旱地相对偏少，大型乔木不多。

2014年7月，钓鱼台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实验结果显示,该遗址龙山时代晚期农作物有水稻和粟两种,并可能开始种植大豆。量化统计结果表明，水稻是遗址最主要的农作物，粟的比重相对较低，大量的水稻显然承袭了淮河流域贾湖、尤其是双墩先民的种植传统；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农作物除水稻和粟外，还发现了小麦、大豆和黍，从而形成新的“五谷俱全”的作物结构。水稻仍然是最主要的农作物，小麦超越了粟和黍，其地位仅次于水稻，粟类作物和大豆又次。

科研人员综合分析蚌埠地区同时期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发现蚌埠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和西周春秋时期，淮河干流南北的农业结构有明显差异，淮河以北的黄淮平原上水稻与旱地作物在农业结构中的比例相近，而在淮河以南地区，水稻占据明显的优势，这与现代农业结构大体相似。同时，不同纬度位置考古遗址的农作物结构变化也存在一定的规律性，表现为水稻的比重自纬度较高的皖北地区到纬度较低的淮河以南不断上升，而粟、黍和小麦这些旱地作物的比重则逐渐下降，这一现象应与不同纬度地区水热条件不同相关。

与钓鱼台年代相近的遗址

市区与钓鱼台遗址年代相近的还有长青乡的梅堌堆遗址，李楼乡的老墩子遗址、下王村（甸子地）遗址、郝家洼冶炼遗址，长淮卫镇的丁家庙遗址等。

梅堌堆遗址位于涂山路北、八里沟东侧。遗址东西长50米，南北宽40米，呈不规则椭圆形，高出周围地面约5米，是一处典型的高台遗址。地表遗物有少量的新石器晚期的夹砂红陶鼎足、陶片，商周时期的遗存居多。根据遗址地表遗物分析，梅堌堆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人类聚落遗址，其文化内涵包含了蚌埠地区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文明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2001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出土的商代陶爵。

2004年末修建八里沟防洪工程前，市博物馆对梅堌堆遗址西侧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些陶瓷器残片，陶片的质地有夹砂和泥质，纹饰有粗细绳纹、附加堆纹和素面等，器形有鬲、罐、盆及蚌器等。此次出土的陶片代表了梅堌堆遗址上层的年代，断代为西周。

李楼乡张巷村下王庄东150米老墩子遗址也是一高台遗址，高约4米，呈漫坡状，面积1万余平方米，表层可见大量的绳纹陶片及鬲足、鼎足等。陶质多为夹砂灰陶。相距300米外的甸子地遗址为另一处高台遗址，高3米，面积约5000平方米。遗址表层采集到大量绳纹陶片及鬲足等。

长淮卫镇朝阳村东部丁家庙遗址又称“大孤堆”，也是一处呈漫坡状高台遗址，台高3米，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120米。地表遍布鬲足、鼎足及陶器残片。有绳纹、戳印纹、陶质多为红、灰夹砂陶。1998年公布为区保单位。

淮河与北淝河之间许多岗地，大都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先民居住地，应包含一定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有待进一步的勘探研究。

蚌埠历史的低谷期

商周时期可能是蚌埠历史上的低谷期，蕃盛一时的涂山氏国已经式微，蚌埠在全国版图上，不再是核心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商周时期大的聚落或城址，所以也不会出现青铜器这样的贵重文物。市博物馆的商周青铜器藏品大多是从废品收购站得来的。商代甲骨文虽已成熟，至西周可能还是掌握在少数祭司、贵族手里，并没有在民间通行，故这一时期蚌埠也没有出土文字。

2014年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陶豆（上）和陶鬲（下）。

从出土文物看，商周时期的陶器实用器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烧制温度还不很高，无论器型、材质、造型，较涂山氏国鼎盛时期都望尘莫及，说明当时的社会发展处于较低较慢的状态，文化方面也鲜有特色。

从古气候上看，商代前、中期较温暖，平均气温比现在高两三摄氏度，那时还有成群的犀牛野象，商朝军队里还配备了战象作“象兵”。商代后期与西周初期，气候较寒冷，喜热动物南迁。气候的变化首先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继而影响到家庭生存、地区发展和社会政治。故商周之际，整个华夏的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都处于一个下降期。

古籍记载，商周时期，中原王朝与东方夷族持续不断地发生摩擦征战。夷族相对处于弱势，虽不断反抗，多告失败。兵连祸结，一度阻滞了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

作为古代“四渎”之一的淮河，居地理之中；《禹贡》称“厥田惟上中”，气候、土壤、水文条件等均属良好。淮河中游的蚌埠，具备这样的天时地利，注定不会长久沉寂。至春秋时期，蚌埠地区历史出现崭新的一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