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导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徙。两晋至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也是国家大分裂的时期——

两晋南北朝：断裂带上的蚌埠很受伤

张建平 文图

两晋之际，中国为何出现南北大分裂、人口大迁徙？

或许是天气惹的祸！

从历史时期的气象资料看，秦汉暖期之后，中国气候进入了近400年的冷期，几乎覆盖了魏晋南北朝的全段。由于气候变冷，气候带南移，“靠天吃饭”的北方游牧民族遭遇生存危机。漫长的冬季让牛羊牲畜无草可食，北方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纷纷南下，按照祖先的传统，举起弓箭放马抢粮。一开始只是抢一把就跑，无奈寒冷的天气年年如此，包括西北的氐族和羌族等“五胡”游牧民族，干脆都放手一搏，攻城略地之后，扎下营盘不走了，推平了田垄阡陌，在南方温暖的土地上放牧牛羊。在中原政权强大时，就以投降、归化之名，南下与汉族胡汉杂居。三国至西晋，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战斗不断，最后形成了分裂对峙的南北朝。

就中国南方而言，东汉末至隋统一前，以建康为都，经历了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故这一历史分期又有“六朝”的说法。

蚌埠市博物馆《古代历史文化陈列》介绍：“两晋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淮河成为中原统治者与少数民族角逐的界河，历尽兵燹。长时间的战乱严重破坏了社会发展，蚌埠地区人口锐减，经济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滞甚至倒退之中。”《安徽地方志》则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几度动乱和分裂，而安徽地区正处于南北分裂的“断裂”地带，社会生产力屡遭破坏，经济一度衰退。南北朝时期淮北地区的小麦亩产不仅低于汉代，甚至低于先秦。

如果说安徽地区处于南北分裂的“断裂”地带，淮河一线就是断裂带的“裂口”，受伤更大。故两晋南北朝时期，蚌埠地区少有重要的历史遗迹，出土文物也多为平民墓葬的器物。原在淮河岸边的当涂县，也被迁移到长江之南。

“衣冠南渡”，当涂县侨置江南

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军攻陷洛阳，晋帝被俘，这就是“永嘉之乱”。侥幸活命的西晋贵族纷纷南逃，史称“衣冠南渡”。之后，南方出现东晋；北方则是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乱华”，先后有十六个小国走马灯似的此兴彼亡。

两晋南北朝是国家大分裂、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徙。资料显示：在四、五世纪之交，全国七分之一的人口由黄河中下游迁往江南。不仅人民流徙，地方政府也跟着搬家，建立流亡政府，安徽境内一下子多出了上百个郡县。蚌埠涂山之南、淮河之滨的当涂县也被侨置到江南。

西晋实行州、郡、县三级政权，蚌埠地区淮河以南部分属扬州、淮南郡、钟离县、当涂县，淮河以北部分属豫州。东晋挟“淝水之战”之威，一度将边境线推到黄河，但更多时候是与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在淮河一带拉锯，蚌埠地区先后被北方的刘汉、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燕等国占领。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均先后收复过沿淮、淮北地区。由于南北方互有胜负，因此蚌埠地区反复易主。

蚌埠市区西部今马城镇一带，因北面涂山，故初名当涂。当涂国为西汉时期首设，属九江郡。王莽当政后，大改天下地名，当涂改为山聚。东汉时当涂除国为县，三国时当涂县废，西晋时复置当涂县，属淮南郡。东晋咸和四年（329年），中原战乱蜂起，战火迫近淮河，当涂民众纷纷南迁以避战乱，于是侨置当涂县于江南。义熙十年（413年），分于湖县一部为当涂县境，江南的当涂由侨置县变成实置县。此时，淮河岸边的当涂已更名为马头郡。

兵连祸结，城头变幻大王旗

201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期间，对遗址南马城镇的小新庄一带进行勘探，发现大面积汉代文化分布，与历史记载的汉代当涂侯国、当涂县恰相对应。

处在“南北断裂带”大裂口上的蚌埠地区，在南北分裂对峙时期，常常是人逃田荒、赤地千里。勘探发现，小新庄的文化面貌集中在战汉时期，之后文化有断层现象，显示该城址曾被废弃。从禹会村遗址多年考古发掘结果看，自涂山而南，在天河淮河夹峙的带状区域，双墩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从北向南次第分布，文化中心区不断南移；至汉代，中心区在小新庄一带。之后，中心区略向西移，沿淮要津成为新的城址。东晋、前秦等南北政权先后今新城口一带设垒筑城，互为攻防，往往朝南夕北，城头变幻大王旗。

除新城外，南北朝时期淮河怀远段还短暂出现过湄城、团城、梁城、白鹿城、葛山城等，由于战火不断，不久皆废。至今仍有遗迹可寻的是荆山城。

行走怀远荆山南坡，林木草丛间兀然可见大石垒筑的墙体，时断时续，逶迤而下。清嘉庆《怀远县志·营建志》记为“古荆山城也”“旧志云本梁魏战争时所筑”。记载筑城的史料不多，而记载修筑荆山堰的不少，如：

《梁书·昌义之传》：“督众军作荆山堰”；

《方舆览胜》：“梁魏战争时又筑堰以灌寿阳”；

宋濂《游荆涂二山记》：“梁魏交兵时，就山筑堰以灌寿春，其遗迹犹斑斑可见”。

与荆山堰同时的还有下游浮山峡的浮山堰。梁天监十三年（514年），梁武帝萧衍欲以水代兵、倒灌寿春，下令在浮山拦河筑坝，不料一年而溃。之后再筑，两年后筑成高20丈、长9里的巨坝，果然，浮山以上至寿春皆成泽国。寿春城虽被水淹，但魏军早就未雨绸缪，转移到八公山上。《资治通鉴》记载，几个月后“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万余口，皆漂入海。”酿成一场罕见的大灾难。

1500年过去，五河浮山堰遗迹尚存，已成文物，而怀远荆山堰则遗迹成谜。

人烟稀少，平民墓葬零星分布

“1973年，市第二制药厂发现两座六朝时期古墓，均为花砖墓，出土青釉瓷罐、瓷碗等；

1973年，在米厂发掘整理一座六朝时期花砖墓，出土青釉盘口瓷罐1件、小瓷碗3件；

1975年，在机床厂发现一座六朝时期花砖墓，出土五珠钱及陶片等；

1979年，在柴油机厂宿舍区发现一座六朝时期砖室墓，出土铜镜、陶器等；

1980年，在东方红塑料厂工地发现一座六朝时期砖室墓，出土一面神兽镜、百余枚五珠钱和铁剑、陶罐等；

1984年，在涂山园艺场发现一座六朝时期花砖墓，出土青瓷壶、瓷碗等；

1985年，在原东区政府对面工地发现西晋砖室墓，出土玛瑙珠、铜镜、银垫圈、青瓷盂、青瓷碗等；

1999年，长青乡石巷村村民耕地时发现东晋墓葬，出土点彩四系青瓷罐、六系盘口青瓷壶、点彩青瓷钵、铜镜、陶碗等文物；

2004年，在淮上区太平岗村墓葬群中发现并清理了两座南朝墓葬，出土南朝‘太建九年二十日’纪年砖，‘赵’字砖，瓷器，铜器，铁器，钱币等文物；

2009年，在禹会区长青乡九龙村发现汉代和六朝时期的砖室墓群；

2012年，禹会区滨河西片区建设工地发现一处南北朝古墓；

2016年，在蚌山区花鼓灯嘉年华工地发现六座六朝古墓，墓砖花纹精美；

2018年在淮上区八大集发现东汉到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墓砖侧面纹饰为乳钉纹。”

以上是蚌埠市博物馆统计的、蚌埠市区50年来零星发现发掘的两晋南北朝墓葬，与数不胜数的汉代、明清墓葬相比，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遗存数量太过稀少，陪葬物亦较简陋，反映出天灾人祸不断的蚌埠地区人口分布零散、社会经济相对低下的社会面貌。

“花砖”流行，成为考古断代标准

从市博物馆50年考古发掘的记录上，可以看出“花砖墓”的词条频频出现，且年代多集中在汉魏六朝时期。砖室墓自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于关中和中原地区，东汉时流行全国，直至近代。墓室一般仿阳宅样式，用长方砖铺地、砌墙，顶部多为穹窿形券顶，也有较复杂的“盝顶”，即顶部有四条正脊围成平顶，正脊四角向下延伸四条垂脊，分割出四个坡面。蚌埠市博物馆曾在淮上区曹老集镇杨湖村发现一座“盝顶”样式的古墓，为砖室墓中较高等级的墓葬。

汉代及以后部分年代的墓室内壁和墓门上还有彩色壁画，各地都出土不少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或砖画组成的镶嵌画。汉代墓砖多为青砖，选料经过淘洗，制作较精细。过去垓下等汉墓较多的地区，耕地翻出的汉代墓砖多被用作砌猪圈、盖厕所。

至南北朝时期，墓砖侧面有乳钉纹、大钱纹、花草纹等，有的砖上或雕或塑人物、动物像，特征比较明显，因此“花砖”成为考古界对这一时期墓葬的断代标准之一。

2004年4月，淮上区吴小街镇太平岗村附近的蚌明高速公路工地，发现两座券顶砖室墓，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从墓砖上的乳钉纹、几何纹和墓室形式，确定两墓葬为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工作人员还发现多块样式精美的“赵”字券顶砖，这是蚌埠市首次发现的姓氏铭文墓砖。从字体上看，与汉代流行的隶书书法有明显的区别。专家认为，该字体表现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特征，是我国汉字书史上由隶书向楷书转变的一大例证，或可列入中国书法史。

虽然“六朝”时期蚌埠地区人口分布零散，但在一些沿河、沿湖自然条件优良的区域，也有一些较大的聚落村镇，且有较长的延续性。2012年，在浍河北岸固镇县城关镇大楼村，发现一处涵盖两汉至清代近60座古墓的大型古墓葬群，其中大部分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在这些墓葬中，既有结构简单、墓室窄小、陪葬品简陋的平民墓，也有结构复杂、墓室面积较大、陪葬品较多的“富人”墓。

墓群中部、编号为36号的墓葬，就是一座高等级墓葬。该墓建筑结构比较讲究，分前室、后室和耳室。该墓曾被多次盗掘，前室后室均空无一物，但耳室保存相对完整，考古人员在耳室内发现不少陪葬品，包括青蛙造型的玉石席镇，铁矛、柄缶、陶灶、瓷罐、钱币等，其中两件青瓷罐十分精美。青瓷是南朝的代表性瓷器。

正如墓形砖饰成为断代标准，墓葬形制、墓砖的精致程度、陪葬品的变化等，则成为社会标尺，对研究蚌埠地区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历史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反复撕裂，创伤长期难以愈合

两晋时期蚌埠地区最出名的人物当属龙亢桓温。受祖上“三代帝师”的荫庇，出身世家大族的桓温年纪轻轻就得以封官受爵，迎娶了南康公主。后来西平巴蜀、北伐中原，逼近长安。功勋既成，位高权重，就有了点“彼可取而代也”的意思，奈何不愿背上“谋逆”“篡位”，却暗示可受“禅让”，哪知直到62岁病死也没能上位。未竟的事业在30年后，被他的小儿子桓玄完成了。拥兵在手的桓玄威逼晋安帝“禅让”帝位，但半年后即兵败被杀。桓玄的最大功绩可能就是令官方公文“改简为纸”，从此纸作为书写载体大行其道，促进了文化传播。

纵观蚌埠地区人文历史的发展曲线，自汉代鼎盛之后，就进入了下行区间。

两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是生灵涂炭、社会倒退的四百年，是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四百年。阶层分化、阶级固化，“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士族与庶族平民对立。所谓魏晋风度，只不过是喝酒吹牛、放浪形骸，是“竹林七贤”等持不同政见者在司马氏集团高压之下的无奈之举。即便是陶渊明，也只能“守拙归园田”。虽有“闻鸡起舞”的励志故事，更多的是苟且偷安。避世、厌世的玄学、宗教，成为普遍的精神寄托。

“文衰”“道溺”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士人学子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和社会政治的点评。喜读史评史的毛泽东认为，应该以“二分法”看待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的广大地区得到了全面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战乱频仍，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交流更充分、内容更丰富。

脍炙人口的《木兰辞》是南北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也最能反映那个杂糅、混乱、矛盾的时代。木兰替父从军，渡黄河越黑山，北伐燕山胡骑，明明是一个汉家侠女北上征虏戍边的故事，但起因却是“可汗大点兵”，可汗是对游牧民族大王的称呼，但诗中毫无违和感，就这么“胡汉融合”，形成一个奇怪的统一体。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安徽人口的凹地、经济发展的低谷。而处在南北断裂带上蚌埠，伤口反复撕裂，长期难以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