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评价大禹的历史地位

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考虑到近年安徽蚌埠禹会村的考古发现。过去,我们讨论大禹的问题,评价大禹的历史地位,就想到大禹治水。大禹是夏王朝的奠基者呢,还是夏王朝第一代王呢?有关这个问题,我们的老师都已讨论过。不过

现在看来,我们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一般来说,所谓的大禹治水,我们讲有四个主要步骤或者说主要过程。第-个是“征有苗”,第二个是“合诸侯”,第三个是“画为九州”,第四个是“任土作贡”实际上,我们若作仔细分析,“征有苗”可以看作是“合诸侯”的前提条件,同样“画为九州”,也可以看作是“任土作贡”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征有苗”与“合诸侯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画为九州”与“任土作贡”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从这一意义上说,“征有苗”与“合诸侯”,恰恰又是“画为九州”与“任土作贡”前提条件;同样“画为九州”与“任土作贡”,也恰恰又是“征有苗”与“合诸侯”直接结果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两两相对,相辅相成。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整个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合诸候”占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它是夏王朝建立的标志。

我们知道,大禹治水以疏导为主,而疏导是需要各方面配合的。在当时情况下,有的诸侯配合,有的诸侯不配合。按照史书记载,其中有苗不配合,于是“征有苗”,以达到配合治水的目的。“合诸侯”呢?“合”,也就是“会”。“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根据考证,“涂山”,应即今属安徽蚌埠西郊禹会区,“万国”也就是四方诸侯。尽管“合诸侯”包括“画为九州”在内,还有些争论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合诸侯”,就不能“画为九州”,更谈不上“任土作贡”了。从历史上看,每一个王朝的兴起,或者说在统一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个大的举动,所以,我们说“合诸侯”,标志着一个正式的夏王朝建立。在建立了夏王朝之后,才会做后面的“画为九州”和“任土作贡”。如是,我们认为,夏王朝的建立应该从大禹开始。从大禹到启本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不能把他们截然分开。国语·鲁语上》说:“禹能以德修鲧之功,故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大禹,也叫夏禹,他是夏王朝的建立者、奠定者,夏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历史王朝。这一点,应该说是大禹最大的成就,而这个成就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以为,主要是通过治水来完成的。我们要明白大禹治水最终成果是建立了统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因此,在对大禹的历史定位上,这应该是最大的贡献,这是我对大禹的历史评价。

二、禹会村考古发现的意义

近些年来,特别是从 2005年开始,我们对安徽蚌埠等地进行了考古发掘,不断地取得新的可喜成就。

对于考古发现,我们先要考虑这种考古发现的性质,要给它定性,它的性质是可以作出推断的。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与一个历史事件对应起来。事实上,我们今天讲的禹会村也是一个推断,我们也不能绝对地说那就是大禹“合诸侯”的地方。但是,确确实实地说，“禹会村”这个村名怎么来的?传说是禹“合诸侯的地方,所以,才叫“禹会村”,也称“禹墟”,这个地名是有历史记载的。2001年7月,我们中国先秦史学会与安徽省文化厅、蚌埠市委、市政府合作,在安徽蚌埠召开了“淮河流域历史文明研讨会”,我们在会上专门进行了呼吁:把淮河流域特别是蚌埠这一带纳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去。到了 2006年,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探查,就有很重要的发现,至2007年,已把它列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现在一直在做,而且影响巨大。这个“禹会村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大型祭祀遗址。一般来说,作为文明三要素,诸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礼仪性建筑等,本是一个历史的物化表象。禹会村遗址作为大型礼仪性建筑,促使我们自然联想到禹“合诸侯于涂山”,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程度,可以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认为,考古学发展特别是有关夏代考古工作,还带有其滞后性的一面。夏代距今有 4000 多年,禹会村遗址的年代,距今也有 4100年左右,与夏代处在同~时期。禹会村遗址出土的一些相关器物,包括大型礼仪性建筑在内,仅仅是遗址的一少部分,已经得到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等的一致认同,并且,引起海内外专家的高度重视。在蚌埠,这些年有两个大发现,一个是双墩遗址,一个是禹会村遗址。禹会村遗址的发现,对我们探讨中华早期文明带来曙光,对研讨夏文化带来了很多希望,我们希望这些发现对我们以后研究大禹和认识夏文化作出更大贡献。同时禹会村遗址的发现,也反证了我们历史文献记载的可信性。

三、从上古时代探讨大禹及夏王朝从什么时候算起

如果我们把大禹(包括所建立的夏王朝)，放在整个中国上古文明当中去考察,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地探讨。

什么是文明?文明的标准是什么?学术界还在讨论之中。近些年来,我们有这样一种看法。按照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即人类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重新界定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我们认为,距今1万年前后,伴随着农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自身生产由族内婚司族外婚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形成,而国家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定阶段的物,其后到工业革命,以及后工业革命,包括早些时候的前农业革命在内,大体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的四个不同发展时期。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要对中国历有一个全新的、明晰的理解和认识。

具体地来说,其中前 5000年,可以作为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 80世纪到公元前 30世纪,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奠基阶段;相对而言,后5000年之中的前3000年,可以作为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 30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而后的2000年,可以作为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发展阶段;余者100年,可以作为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1911年到公元 2010年的今天,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转折阶段。

显然,我们所要探讨的大禹(包括所建立的夏王朝),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即从五帝时代到三王时代的过渡,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我们读一读《史记》一书,继《五帝本纪》之后,就是《夏本纪》一文,开篇即云:“夏禹,名曰文命……”司马迁之所以置大禹于《夏本纪》之首,大禹绝对不是五帝中的一个人,实则是开创了夏王朝。司马迁这种历史断代划分,如同孔子编次《诗》《书》一样,符合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根据我们近些年学习体会,结合地下考古发掘工作,大禹的历史贡献绝不是简简单单地说大禹治水,而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夏王朝,这当是我们应有的共识。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无论从纵向来看,还是从横向来看,以大禹所代表的夏王朝,完成了由邦国林立走向统一的过程,奠定了三代社会的基础,有其自己的独特贡献,其地位和影响,切不可低估。

四、研究古史的方法问题

讨论到这里,我想作为余论,还是谈谈研究古史的方法问题。

过去,我们讲“二重证据法”,也就是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互印证的方法,并强调以地上材料为主,以地下材料为辅。现在,比如我们评价山西“陶寺遗址”安徽“禹会村遗址”和其他相关遗址,有的可以和尧发生联系,有的可以和夏发生关系。如果没有文献记载,我们也不好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评判,相反,如果没有地下材料的印证,我们也不可能作出客观和公允的评价。除了重视地下考古发现,还要重视地上文物,包括相关的遗址和遗物。“禹会村遗址”的发现,就像我们说北川是“大禹故里”一样,在还没有地下材料印证的时候,主要根据当地一些相关的遗址,以及有关的一些民间传说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作为文化传承。这些文化传承本身,当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再比如我们说在东北、在新疆,我们就找不到禹的相关遗址,也找不到黄帝的相关遗址,是当时的文化传承还没有到达那里们今天讲大禹文化,通过地面遗迹来看,它具有不同的大禹文化特点。四川,绍兴、山东都有大禹文化。这些文化有些是原生的,有些是次生的,有些可能是。次生的,他们构成了大禹文化圈,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可以说我们还有许多作要做。

我们研究历史,要重视材料。除了地下材料即考古材料之外,还应当包括地的文物材料,也就是说考古、文物和历史文献三位一体,这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宫长为撰稿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献资料由黄勇提供,选自四川省大禹文化研究会编印的《全国第三届禹羌文化学术交流会论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