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的君子品格与当代启示

文/李　新　李度一

大禹是治水英雄,也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者。大禹之所以能成功治水并建立夏朝,根源在于他高尚的君子之品——即其卓越的道德修养。

公元前1000年的青铜器“遂公盨”,其内底铸了98个铭文:“天命禹尃(敷)土,隓(堕)山浚川,乃釐方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忧在天下,用厥邵好,益求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凶。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釐用孝神,复用祓禄,永孚于宁。豳公曰:‘民唯克用兹德,无诲!’”其中“降民监德”“厥沫唯德”“民好明德”“益干懿德”“心好德”“民唯用兹德”一连出现了6个“德”字,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其主旨就是以大禹为典范论述“德”,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关于大禹治水及德治的文献记录。

从这个文献可以看出,大禹的道德品行,是其得到舜和五岳的信任,令其征三苗、治洪水、担当大任的关键,也为其后期建立夏王朝、注重德治打下了底色。

君子,是华夏儿女心中极其重要的高尚人格符号,评价判断一个人道德行为的至高标准。起初,君子称为“君王之子”,特指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成员。后经诸子百家的不断丰富,特别是儒家的接力加持,君子从身份地位的认定逐渐升华为道德和人格的评价标准,即“德胜位者”,其核心内涵就是“五常”,即大家熟知的“仁义礼智信”。其中,孔子首先提出了“仁、义、礼”道德行为概念,起到了奠基作用。孟子提出“四端”概念,明确将“仁义礼智”四者并列。荀子则更加强调“礼”和“信”。汉代的董仲舒提出“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形成了完整的“仁义礼智信”道德范畴,并与“三纲”相对应,建构成中国社会伦理秩序的稳定模型。

在这一过程中,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性人物均关注到大禹的人格品行,对其君子之德大加赞誉。《论语·泰伯》载:“禹,吾无间然矣!”《孟子·离娄下》载:“禹恶旨酒而好善言。”“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董仲舒认为,舜之所以禅位于大禹,就是因为大禹不仅有至高的治水功绩,还因为他有至高的君子道德品行。大禹的君子之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深怀仁爱之心。《史记·夏本记》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其中“其德不违,其仁可亲”的意思就是大禹不违反道义和原则,品德高尚,具有仁爱之心,可亲可近,是对大禹仁爱之心的具体记述。《尚书·大禹谟》也记载了大禹的话:“德惟动天,政在养民”,即德政才是最好的政治,政治的最终目的就是养育人民。由于大禹具有仁爱之心,因此,他才能不计其父鲧被杀的私怨,义无反顾地担负起治水的重任,终于治理好水患,体现了大禹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仁爱之心。

坚持义利原则。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吕氏春秋》载:“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月,复往治水”。《史记·河渠书》载:“禹抑鸿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尚书·益稷》也载大禹的话“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唯荒度土功。”从文献记载的大禹治水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件,可以看出,大禹确实做到了不以私害公,主动担当作为,为治水甘愿牺牲个人利益,体现了高尚的义利观。

践行礼仪规矩。礼源于德,是君子的内在品德修养的外化。大禹对礼的本质态度是“敬天治民”。《论语·泰伯》载:“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可以看出,大禹以卑宫菲食对待自己,而以丰食华服祭祀祖先和神灵,体现对天命的敬畏和礼制的尊崇,成为建立基于贡献和功德的社会秩序的实践样本,为有效进行社会管理、安定民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突显智慧之光。大禹的“智”体现在他能遵循自然规律,因势利导的创新精神上。《孟子·告子》记载了其批评白圭的一段对话:“子过也。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者也。吾之过也!”强调大禹治理洪水,是用疏导的办法,所以大禹把四方的海洋作为容纳洪水的地方。而大禹在蚌埠地区治理水患,就是以水为师,改变其父鲧单纯用“堵”治水的旧办法,采取“变堵为疏”的策略和“疏堵结合”的战术,劈山导淮,成功治理了水患,彰显其创新智慧。《淮南子》也载:“是故禹之决渎,因水以为师”,对大禹治水的创新方略作了进一步概括提升。此外,大禹划定天下九州、创立“五服”贡赋制度、“五音听治”开创民主先河,等等,均闪耀着大禹革故鼎新的智慧光芒。

筑牢诚信堤坝。禹的诚信,集中表现在兑现治水承诺、尊崇天命、以民为念、恪尽职守、执行法令上。他以天下苍生为念,毅然从舜手里接过治水大旗,劳形天下,踔厉奋发,在外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治理水患,兑现了个人的治水誓言,体现了对舜帝和天命的诚信。他恪尽职守,处处致力于救民于水患,造福苍生,体现“以民为念”的诚信。他创制“五刑”以弼“五教”,赏罚分明,斩杀防风氏,体现对法律制度的诚信等等。

由此可见,大禹是一个“内圣外王”的君子,他不仅具有圣贤高度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还具有强大的将崇高德行与创新智慧运用于治理水患、建夏立国、治理国家、严格执法的实践能力,开启了华夏道德伦理的先河。随着时代的演进,“五常”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到了宋明时期,朱熹等理学家将“五常”与“天理”关联,确立为君子修身的核心准则。而到了当代,君子之品所蕴含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基因,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深深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倡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秩序、净化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大禹,一个值得中华儿女敬之仰之的正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