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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璀璨耀珠城——总前委在蚌埠孙家圩子

2021-06-17 09:09 蚌埠新闻网  

淮海战役胜利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基本解放。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随时准备挥戈江南,直捣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解放江南半壁江山,摧毁反动政权赖以苟延残喘的经济基础,进而完成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的历史使命。

1949年3月22日至4月4日,刚获新生的蚌埠迎来了中国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一批人物。他们在这里运筹帷幄,筹划渡江作战,为推翻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彪炳千秋的历史功绩。因此,蚌埠一度成了中国革命史上值得重点关注的地方。

四大机构云集

3月的淮畔,乍暖还寒。22日凌晨,冒着霏霏雨雪,带着毛泽东主席“我把指挥交给你”的嘱托,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等渡江战役总前委成员先后悄然抵达淮河北岸的小蚌埠。他们徒步跨过架设在河面上的浮桥,在蚌埠市委稍事休息后,下午到达了位于蚌埠市南郊的孙家圩子村。28日,总前委委员粟裕也由济南抵达。

汇聚淮畔的领导机构除了渡江战役总前委外,还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和第三野战军指挥部。移驻这里的领导人有: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总前委常委、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局第三书记、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总前委委员、三野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总前委委员、三野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华东军区政委、华东局第二书记饶漱石,华东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张鼎丞,华东局常委、财经委员会书记曾山,华东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三野参谋长张震,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三野政治部主任唐亮,三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刘瑞龙,三野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先后到过这里的还有: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三野第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第8、第9兵团司令员陈士榘、宋时轮,华东支前司令部司令员傅秋涛、政委曹荻秋和副政委陈丕显,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宋任穷,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曾希圣等。当时,邓小平和饶漱石、陈毅、曾山、谭震林5人为中央委员,粟裕、宋任穷为中央候补委员。

那时,孙家圩子荟萃了一批中国现当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这个淮河岸边的普通小村庄顿时群星璀璨,成为渡江战役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华东地区的政治决策中枢。

三大会议运筹

中央的渡江作战方针已定,可统筹指挥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作战的大略需要明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各项政策需要贯彻;江南解放后接管城市的政策需要制定落实。这几大任务成为在孙家圩子召开的三大会议的中心议题。

3月26日,总前委会议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召开。这是渡江战役发起前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华东局、华东军区、三野及其兵团负责人,共约十五六人出席。首先,邓小平通报了第二野战军各部和暂归二野指挥的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的动向。接着,张震汇报了三野渡江准备工作的总体情况。之后,三野第7、第8、第9兵团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各部的战前准备情况,包括战术训练、渡江侦察,以及物资准备等等。

会间,值班参谋送上两份电报。邓小平看后,眉头一扬,说:“党中央毛主席进北京了!”他将“北平“习惯地说成“北京”,继而风趣地说:“以后到中央见毛主席不能马马虎虎喽,恐怕要行三跪九叩首大礼了。”此言一出,原本严肃的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张震说:“搞得不好,要推出午门问斩呢。”陈老总哈哈大笑道:“同志哥,可要刀下留人啊!”

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圩子旧址纪念馆陈列厅一隅。   (资料图片)           □郭照东

一段插曲过后,会议开始讨论渡江作战的部署,研究决定了一些重大事项:一、建议将渡江时间推迟至4月15日,避开农历十五前后通宵的月光;二、决定不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调整兵力部署;三、确定处置敌江北桥头堡方案;四、讨论、确定渡江作战方案。当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做了汇报。粟裕返回后,3月28日下午3时至7时,四大机构的领导人再次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进行了商讨。会议缜密分析了敌兵力部署和我军渡江后敌军可能变化的几种态势,认为东集团因地形(河网交织)、敌情(重兵把守)而面临利守不利攻的压力,且南京至上海间交通便捷,敌易于增援,故我军在宁沪铁路沿线应做好打恶战的准备。会议要求,中集团过江后,和东集团实行东西对进,打通中、东两集团的联系,使东集团不致孤立,然后寻求在运动中割裂、包围和歼灭敌人。会议决定,为实施靠前指挥,粟裕、张震率三野机关东进泰州,指挥由三野第8、第10兵团组成的东集团;谭震林随第7兵团南下庐江、无为,指挥由三野第7、第9兵团组成的中集团。为协调行动,东、中集团过江后,由粟裕、张震统一指挥。

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在舒城、桐城附近指挥二野第3、第4、第5兵团组成的西集团。邓小平、陈毅则率轻装的前委机关,和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一起,移驻合肥附近,主持全局,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并于必要时就近照顾中集团。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3月31日,邓小平亲自组织拟定了渡江作战方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由此,一部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凝聚着总前委和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的作战方案顺利诞生。《纲要》,像一把利剑,直指江南半壁国土;似一判决书,从政治上宣告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死刑。

4月1日,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签发了关于江南城市、农村工作等3个指示。3日,三位书记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又主持召开了华东局会议,为大军南下进行思想、组织、作风、政策方面的准备,并决定暂不成立安徽省委,而分别成立皖北、皖南区党委,为南京、上海的解放调配高级干部。

在孙家圩子的14个日日夜夜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审时度势,总揽全局,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制订出符合实际的作战方案,为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孙家圩子以渡江战役方略诞生地而闻名于世,必将和总前委一起,永载中国革命史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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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胜利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基本解放。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随时准备挥戈江南,直捣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解放江南半壁江山,摧毁反动政权赖以苟延残喘的经济基础,进而完成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的历史使命。

1949年3月22日至4月4日,刚获新生的蚌埠迎来了中国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一批人物。他们在这里运筹帷幄,筹划渡江作战,为推翻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彪炳千秋的历史功绩。因此,蚌埠一度成了中国革命史上值得重点关注的地方。

四大机构云集

3月的淮畔,乍暖还寒。22日凌晨,冒着霏霏雨雪,带着毛泽东主席“我把指挥交给你”的嘱托,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等渡江战役总前委成员先后悄然抵达淮河北岸的小蚌埠。他们徒步跨过架设在河面上的浮桥,在蚌埠市委稍事休息后,下午到达了位于蚌埠市南郊的孙家圩子村。28日,总前委委员粟裕也由济南抵达。

汇聚淮畔的领导机构除了渡江战役总前委外,还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和第三野战军指挥部。移驻这里的领导人有: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总前委常委、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局第三书记、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总前委委员、三野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总前委委员、三野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华东军区政委、华东局第二书记饶漱石,华东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张鼎丞,华东局常委、财经委员会书记曾山,华东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三野参谋长张震,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三野政治部主任唐亮,三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刘瑞龙,三野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先后到过这里的还有: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三野第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第8、第9兵团司令员陈士榘、宋时轮,华东支前司令部司令员傅秋涛、政委曹荻秋和副政委陈丕显,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宋任穷,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曾希圣等。当时,邓小平和饶漱石、陈毅、曾山、谭震林5人为中央委员,粟裕、宋任穷为中央候补委员。

那时,孙家圩子荟萃了一批中国现当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这个淮河岸边的普通小村庄顿时群星璀璨,成为渡江战役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华东地区的政治决策中枢。

三大会议运筹

中央的渡江作战方针已定,可统筹指挥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作战的大略需要明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各项政策需要贯彻;江南解放后接管城市的政策需要制定落实。这几大任务成为在孙家圩子召开的三大会议的中心议题。

3月26日,总前委会议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召开。这是渡江战役发起前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华东局、华东军区、三野及其兵团负责人,共约十五六人出席。首先,邓小平通报了第二野战军各部和暂归二野指挥的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的动向。接着,张震汇报了三野渡江准备工作的总体情况。之后,三野第7、第8、第9兵团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各部的战前准备情况,包括战术训练、渡江侦察,以及物资准备等等。

会间,值班参谋送上两份电报。邓小平看后,眉头一扬,说:“党中央毛主席进北京了!”他将“北平“习惯地说成“北京”,继而风趣地说:“以后到中央见毛主席不能马马虎虎喽,恐怕要行三跪九叩首大礼了。”此言一出,原本严肃的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张震说:“搞得不好,要推出午门问斩呢。”陈老总哈哈大笑道:“同志哥,可要刀下留人啊!”

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圩子旧址纪念馆陈列厅一隅。   (资料图片)           □郭照东

一段插曲过后,会议开始讨论渡江作战的部署,研究决定了一些重大事项:一、建议将渡江时间推迟至4月15日,避开农历十五前后通宵的月光;二、决定不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调整兵力部署;三、确定处置敌江北桥头堡方案;四、讨论、确定渡江作战方案。当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做了汇报。粟裕返回后,3月28日下午3时至7时,四大机构的领导人再次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进行了商讨。会议缜密分析了敌兵力部署和我军渡江后敌军可能变化的几种态势,认为东集团因地形(河网交织)、敌情(重兵把守)而面临利守不利攻的压力,且南京至上海间交通便捷,敌易于增援,故我军在宁沪铁路沿线应做好打恶战的准备。会议要求,中集团过江后,和东集团实行东西对进,打通中、东两集团的联系,使东集团不致孤立,然后寻求在运动中割裂、包围和歼灭敌人。会议决定,为实施靠前指挥,粟裕、张震率三野机关东进泰州,指挥由三野第8、第10兵团组成的东集团;谭震林随第7兵团南下庐江、无为,指挥由三野第7、第9兵团组成的中集团。为协调行动,东、中集团过江后,由粟裕、张震统一指挥。

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在舒城、桐城附近指挥二野第3、第4、第5兵团组成的西集团。邓小平、陈毅则率轻装的前委机关,和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一起,移驻合肥附近,主持全局,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并于必要时就近照顾中集团。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3月31日,邓小平亲自组织拟定了渡江作战方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由此,一部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凝聚着总前委和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的作战方案顺利诞生。《纲要》,像一把利剑,直指江南半壁国土;似一判决书,从政治上宣告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死刑。

4月1日,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签发了关于江南城市、农村工作等3个指示。3日,三位书记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又主持召开了华东局会议,为大军南下进行思想、组织、作风、政策方面的准备,并决定暂不成立安徽省委,而分别成立皖北、皖南区党委,为南京、上海的解放调配高级干部。

在孙家圩子的14个日日夜夜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审时度势,总揽全局,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制订出符合实际的作战方案,为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孙家圩子以渡江战役方略诞生地而闻名于世,必将和总前委一起,永载中国革命史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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