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初至安史之乱前，除了隋末短暂动荡之外，都可说是太平盛世，至开元时期达到顶峰，长淮两岸得享一段安宁时光

隋唐：结束分裂归一统

张建平 文/图

从南北朝末期开始，气候趋暖，我国中东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高 0.2℃以上。偏暖的气候改善了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生存空间，他们安居塞外，不再与中原纠缠，民族矛盾缓解，北方相对安宁。

大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达300年的南北分裂，淮河流域生民稍得休养生息。《安徽地方志》称：隋唐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皖境河段称汴河或通济渠)开通，淮北成了中国交通大动脉的要区，经济发展，人口回升迅猛。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安徽共有人口320万，实际人口超过了西汉。

隋唐之际，蚌埠一带的地名在“濠州”“钟离”之间摆动：隋开皇二年(582年)，西楚州改为濠州；废荆山郡，马头县改为涂山县。大业三年(607年)，又将濠州改为钟离郡，领钟离、涂山县，淮河以北则属彭城郡谷阳县。唐武德三年(620年)，钟离郡复改濠州。武德七年(624年)，涂山县并入钟离县。天宝元年(742年)，濠州再改为钟离郡。乾元元年(758年)，钟离郡又改为濠州。

隋初至安史之乱前的近百年，除了隋末短暂动荡之外，都可说是太平盛世，至开元时期达到顶峰，之后江河日下，直至北宋建立。

“淮甸未分色，泱漭共晨晖”

隋代虽短，也非乏善可陈。

1980年9月，在郊区吴小街公社二窑厂，从一座花砖墓内出土隋朝文物青瓷壶1件，瓷碗2件。2012年，禹会区滨河西片区安置房工地，发现多座墓葬，出土青瓷四系盘口瓷壶，考古人员断代为隋代。这是蚌埠一带为数不多的隋代遗存。

隋代存世不过38年，但在中国历史上革故鼎新，政治经济文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里程。隋文帝杨坚建立三省六部制，加强中央集权，精简州县，裁冗去赘；以科举制度广收人才；经济上均田减赋，治水建仓；文化上广征图书、提倡文教，终成“开皇之治”，是大隋朝政治清明、国力强盛的高峰期。

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倍受争议。近来有学者为隋炀帝翻案，称他有多项开拓性的贡献：带兵灭掉南朝、一统江山；东征高句丽、西降吐谷浑、北伐契丹、南平安南，开疆拓土；开挖大运河，打通连接东部五大水系的交通大动脉；正式设进士科，科举制度让后世沿袭千年，庶族知识分子也有脱颖而出的机会；恢复了中央直属大学国子监、太学，同时恢复了州县一级的教育机构；组织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对保存古代典籍、传承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有学者考证：隋代国家藏书超过37万卷，唐代藏书最多只有5万卷，其中还包括唐人自著的2万多卷。号称盛世的唐朝，文化方面还逊于大隋。

隋文帝在位24年，隋炀帝在位仅14年，然而在这短短的38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增加近两倍。开皇十七年（597年），因为连年丰收国家府库太满，隋文帝干脆免了当年全国的田赋。

隋代蚌埠地区的风貌，从隋炀帝《早渡淮》诗可窥一斑：“平淮既淼淼，晓雾复霏霏。淮甸未分色，泱漭共晨晖。晴霞转孤屿，锦帆出长圻。潮鱼时跃浪，沙禽鸣欲飞。会待高秋晚，愁因逝水归。”这首诗摹景状物，十分生动；结句的联想，让人的思绪飞越季节，意味悠远。通济渠的开通，直接带动了沿线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淮河中下游地区受益更多，泗州、楚州、扬州等成为当时的物流商贸中心。而南北一统后带来的短暂安宁，让长淮两岸呈现出潮平岸阔、风帆悠悠、恬静安详的太平景象。

独具特色的寿州窑

大唐的繁荣在世界历史上都值得大书特书，但在蚌埠地区，远没有汉明两朝浓墨重彩，更遑论先秦涂山之会的“阔气”了。从考古材料上看，隋唐两代的文物不多，蚌埠市博物馆《古代历史文化陈列》这一时期重点介绍的是今蚌埠与淮南交界处的寿州窑——没有大型城址、遗址，没有重大历史事件，只好拿瓷器说事了。

市博物馆《古代历史文化陈列》：“乱世初定，蚌埠地区终于再次迎来了短暂的和平发展时期，并成为唐代六大名窑之一——寿州窑的重要生产地，寿州窑独创的黄釉瓷，突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瓷窑体系，别具一格。”

从涂山沿206国道向南，经禹墟、禹庙、大洪山，就到了蚌埠与淮南交界处的上窑镇，这里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寿州窑遗址所在地。唐代此地属寿州，故名寿州窑，始于南北朝后期，盛于唐，终于五代。专家称寿州窑盛时窑场绵延几十里，是江淮地区的制瓷中心。今遗址面积约16平方公里，发现窑场十余处，核心区约3万平方米。

专家考证，唐代之前，寿州窑以烧青瓷为主。入唐之后，开始烧造独具特色的黄釉瓷。这与制釉材料的获取渠道、烧制技术的创新当有很大关系。在瓷器的烧造过程中，火焰的特性对釉色有较大的影响。同样是石灰釉，窑内供气充足、氧气充分时的氧化焰，烧出的瓷器釉色偏白；而瓷窑进口风道较小，窑内氧气含量较少、一氧化碳较多时，就形成还原焰，烧出的釉色偏青。寿州窑就是改造了瓷窑结构，改还原焰为氧化焰，烧出了自己的特色黄釉瓷。同样是黄釉瓷，由于窑温火候的不同，每窑的瓷色也不尽相同，有的釉色偏老成黄褐色，有的偏嫩呈蜡黄色，还有的黄中带绿。釉色温暖明朗，釉面光润，有细小开片；因釉面较厚，有较强玻璃质感，这是寿州窑瓷器特点。

从寿州窑瓷器的生产工艺看，沿用了三国两晋较成熟的浸釉法上釉，釉不及底，故上部釉色饱满，下部露胎。且由于倒立浸釉后放正，釉液会顺着器壁自然下流，形成“泪痕”一样的装饰效果。装窑时采用匣钵法叠放，一匣一器，避免瓷胎挤压、粘连、烟熏、落砂等，提高了成品率。

研究人员发现，寿州窑瓷土取自当地，高铝低硅，不易粉碎，所产瓷器胎质坚硬，胎体厚重；但大多胎土粗糙，瓷土常因未经淘洗，杂质较多；青灰胎色是隋代特征，至唐代胎色白中泛黄。寿州窑的另一特色是“化妆土”的使用，就是在胎成之后表面再涂一层细腻的白粉，给粗糙杂色的瓷胎化个妆，显得更好看。

寿州窑窑口很多，瓷器种类也较丰富，除了数量最大的黄釉瓷外，还有黑釉、茶紫釉、白釉等，釉面光润如漆。寿州窑主要产品有碗、盘、杯、盏、钵、注子及枕、玩具等民间日常实用器，市场自沿淮向南北扩散。

1997年，长青乡施徐村村民在村南种菜时，发现菜地里有破洞，还发现几块碎砖。消息传到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到现场勘查，原来是一座古墓。经过发掘清理，在这座砖石墓里发现一件寿州窑黄釉印花瓷枕，据此判断为唐墓。

1998年，李楼乡八里岗村村民挖宅基地时，也发现一座唐代砖石墓，出土一件黄釉印花瓷枕。第二年，李楼乡双庙村又发现唐墓，出土了一件酱釉瓷钵，看材质、工艺、造型，都是寿州窑的产品。

与越州窑如冰似玉的“秘色瓷”、邢州窑如霜似雪的白瓷相比，寿州窑不免显得质地粗糙，造型亦简单拙朴。即使是寿州窑的代表作、蚌埠市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寿州窑青釉四系盘口壶，也逊于传世的越窑秘色瓷、邢窑白瓷，故茶圣陆羽把寿州窑列为唐代六大名窑“越、鼎、婺、岳、寿、洪”的第五位。但寿州窑兴盛300多年，是隋唐五代江淮地区的重要窑区，对南北邻近窑口产生一定的影响，是中国陶瓷史上重要且独特的一张“黄页”。

胡人牵马俑映射时代风貌

蚌埠地区最具特色的唐代文物是1992年在吴郢窑厂发现的。窑厂取土时发现古墓葬，文物部门现场清理出2座唐墓，收集到数百块花砖，出土一批陶俑。

墓葬中陪葬陶俑的葬俗早在商代就出现了，春秋战国后逐渐多起来，最高峰、最壮观的当然是秦始皇兵马俑。唐代延续了秦汉以来的葬俗传统，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墓葬中都陪葬陶俑。按陶俑的性质，主要分礼仪类和生活类。礼仪类包括车马仪仗、甲士兵俑，还有带辟邪作用的镇墓兽、天尊天王等。生活类的包罗很广，武将仕女、家丁女仆、乐人舞伎、房院仓灶、猪马牛羊、鸡鸭鹅兔等，几乎人世间的日常在黄泉之下都有体现。著名的“唐三彩”就是唐代明器的代表作。且唐俑的制作工艺达到很高水平，人物造型准确、比例得当、表情生动、服饰多样，非常全面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时代特点。

吴郢窑厂出土的陶俑有人物也有动物，其中3件灰陶人物俑保存完整，分别是胡人俑和一男一女侍俑。从文物价值上看，这3件陶俑堪称上品。

男侍俑通体灰绿，长袍过膝，腰带紧束；头微左倾，表情专注，似在倾听；左手屈在胸前，右臂下垂，右手呈握持状。女侍头盘倭髻，身着披肩，长裙曳地；身体微侧，头略前倾，双手叠交胸前，似在听主人吩咐。虽然时间过去了一千余年，两侍俑的面部细节已模糊，但从面部造型、身体语言上，仍将人物刻画得神情毕肖：男侍面部线条硬朗、粗鼻大嘴、下巴突出，显得性格坚定、有执行力；女侍则圆润饱满、蒜鼻小口，表情温婉、性格柔顺。

最具大唐特色的还是胡人俑。

有唐一代，胡汉融合达到新境界，不仅胡瓜、胡桃、胡萝卜等农产品大量引种，胡琴、琵琶等胡人乐器也在中原甚至皇家乐队里出现，胡人文化风靡全国，安禄山跳的“胡旋舞”时称一绝。唐玄宗御制著名大曲《霓棠羽衣曲》，也是由源自胡乐的西凉乐曲改编而成。大唐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了包括欧洲、中亚、南亚及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成大唐独有的时代特色，在敦煌壁画中尤为突出。不仅宫廷里蔓延“胡风”，市井也广为流行，长安的酒肆若没有“胡姬当垆”则少了点“国际范儿”，李白喝多了也会唱“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胡文化虽然盛行，但胡人的社会地位还徘徊在较低层次，常以商人、侍从、歌舞乐伎等形象出现。胡人牵马俑或牵骆驼俑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多有发现。

吴郢窑厂出土的胡人俑左手半举，因该墓葬还出土了陶马残件，此俑应是牵马俑。胡人脚穿毡靴，身着窄袖长衣，头戴圆顶毡帽，粗眉深目、高鼻阔嘴，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圈络腮胡，刻画出男性胡人的典型特征。胡人俑左手似在抓马辔头，右臂微曲手似握缰绳，头略右倾，目光看向马首。

牵马胡人俑在江淮地区出现，说明胡汉文化融合的深度与广度。西域文化已从丝绸之路沿线汇聚到长安，再扩散到了江淮地区。据《安徽人口志》，安徽人数较多的几个少数民族，大多是唐宋以后从全国各地乃至自域外迁徙而来。回族大部分集中在淮河及其支流颍河、涡河沿岸，呈大分散、小聚居状。

唐末五代再入乱世

安史之乱后，全国的经济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停滞甚至倒退。这不仅与当时中央政权削弱，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局势有关，与气候变化也有较大关联。

唐朝中期以后，全国进入一个小冷期，一直持续到五代。冷期内，我国中东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低0.5℃左右。因气候变冷，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引发民族矛盾，不仅导致唐朝政权的危机和崩溃，全国尤其是北方，又进入政权快速更迭、社会极端混乱的乱世。五代十国时期，淮北地区先后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短命的小朝廷分领，淮河又一度成为南北分裂对峙的界河，遭受战争的蹂躏。

唐末五代是继魏晋南北朝冷期之后，中国又一个人口发展的低谷期。但此时中国的人口格局，已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南方人口超过了北方。北方大量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迁到南方，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南方相对安宁，社会比较稳定，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