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北朝末期开始,气候趋暖,我国中东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高0.2℃以上。偏暖的气候改善了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他们安居塞外,不再与中原纠缠,民族矛盾缓解,北方相对安宁。
大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达300年的南北分裂,淮河流域生民稍得休养生息。《安徽地方志》称:隋唐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皖境河段称汴河或通济渠)开通,淮北成了中国交通大动脉的要区,经济发展,人口回升迅猛。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安徽共有人口320万,实际人口超过了西汉。
隋唐之际,蚌埠一带的地名在“濠州”“钟离”之间摆动:隋开皇二年(582年),西楚州改为濠州；废荆山郡,马头县改为涂山县。大业三年(607年),又将濠州改为钟离郡,领钟离、涂山县,淮河以北则属彭城郡谷阳县。唐武德三年(620年),钟离郡复改濠州。武德七年(624年),涂山县并入钟离县。天宝元年(742年),濠州再改为钟离郡。乾元元年(758年),钟离郡又改为濠州。
隋初至安史之乱前的近百年,除了隋末短暂动荡之外,都可说是太平盛世,至开元时期达到顶峰,之后江河日下,直至北宋建立。
隋代虽短并非乏善可陈
1980年9月,在原郊区吴小街公社二窑场,从一座花砖墓内出土隋朝文物青瓷壶1件,瓷碗2件。2012年,禹会区滨河西片区安置房工地,发现多座墓葬,出土青瓷四系盘口瓷壶,考古人员断代为隋代。这是蚌埠一带为数不多的隋代遗存。
隋代存世不过38年,但在中国历史上革故鼎新,政治经济文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里程。隋文帝杨坚建立三省六部制,加强中央集权,精简州县,裁冗去赘；以科举制度广收人才；经济上均田减赋,治水建仓；文化上广征图书、提倡文教,终成“开皇之治”,是大隋朝政治清明、国力强盛的高峰期。
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备受争议。近来有学者为隋炀帝翻案,称他有多项开拓性的贡献:带兵灭掉南朝、一统江山；东征高句丽、西降吐谷浑、北伐契丹、南平安南,开疆拓土；开挖大运河,打通连接东部五大水系的交通大动脉；正式设进士科,科举制度让后世沿袭千年,庶族知识分子也有脱颖而出的机会；恢复了中央直属大学国子监、太学,同时恢复了州县一级的教育机构；组织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对保存古代典籍、传承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有学者考证:隋代国家藏书超过37万卷,唐代藏书最多只有5万卷,其中还包括唐人自著的2万多卷。号称盛世的唐朝,文化方面还逊于大隋。
隋文帝在位24年,隋炀帝在位仅14年,然而在这短短的38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增加近两倍。开皇十七年(597年),因为连年丰收国家府库太满,隋文帝干脆免了当年全国的田赋。
隋代蚌埠地区的风貌,从隋炀帝《早渡淮》诗可窥一斑:“平淮既淼淼,晓雾复霏霏。淮甸未分色,泱漭共晨晖。晴霞转孤屿,锦帆出长圻。潮鱼时跃浪,沙禽鸣欲飞。会待高秋晚,愁因逝水归。”这首诗摹景状物,十分生动；结句的联想,让人的思绪飞越季节,意味悠远。通济渠的开通,直接带动了沿线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淮河中下游地区受益更多,泗州、楚州、扬州等成为当时的物流商贸中心。而南北一统后带来的短暂安宁,让长淮两岸呈现出潮平岸阔、风帆悠悠、恬静安详的太平景象。
独具特色的寿州窑
大唐的繁荣在世界历史上都值得大书特书,但在蚌埠地区,远没有汉明两朝浓墨重彩,更遑论先秦涂山之会的“阔气”了。从考古材料上看,隋唐两代的文物不多,蚌埠市博物馆《古代历史文化陈列》这一时期重点介绍的是今蚌埠与淮南交界处的寿州窑——没有大型城址、遗址,没有重大历史事件,只好拿瓷器说事了。
市博物馆《古代历史文化陈列》:“乱世初定,蚌埠地区终于再次迎来了短暂的和平发展时期,并成为唐代六大名窑之一——寿州窑的重要生产地,寿州窑独创的黄釉瓷,突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瓷窑体系,别具一格。”
蚌埠市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隋代寿州窑青瓷四系盘口壶。
从涂山沿206国道向南,经禹墟、禹庙、大洪山,就到了蚌埠与淮南交界处的上窑镇,这里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寿州窑遗址所在地。唐代此地属寿州,故名寿州窑,始于南北朝后期,盛于唐,终于五代。专家称寿州窑盛时窑场绵延几十里,是江淮地区的制瓷中心。今遗址面积约16平方公里,发现窑场十余处,核心区约3万平方米。
专家考证,唐代之前,寿州窑以烧青瓷为主。入唐之后,开始烧造独具特色的黄釉瓷。这与制釉材料的获取渠道、烧制技术的创新当有很大关系。在瓷器的烧造过程中,火焰的特性对釉色有较大的影响。同样是石灰釉,窑内供气充足、氧气充分时的氧化焰,烧出的瓷器釉色偏白；而瓷窑进口风道较小,窑内氧气含量较少、一氧化碳较多时,就形成还原焰,烧出的釉色偏青。寿州窑就是改造了瓷窑结构,改还原焰为氧化焰,烧出了自己的特色黄釉瓷。同样是黄釉瓷,由于窑温火候的不同,每窑的瓷色也不尽相同,有的釉色偏老呈黄褐色,有的偏嫩呈蜡黄色,还有的黄中带绿。釉色温暖明朗,釉面光润,有细小开片；因釉面较厚,有较强玻璃质感,这是寿州窑瓷器特点。
1976年茨淮新河工地出土的唐代长沙窑点彩瓷执壶。
从寿州窑瓷器的生产工艺看,沿用了三国两晋较成熟的浸釉法上釉,釉不及底,故上部釉色饱满,下部露胎。且由于倒立浸釉后放正,釉液会顺着器壁自然下流,形成“泪痕”一样的装饰效果。装窑时采用匣钵法叠放,一匣一器,避免瓷胎挤压、粘连、烟熏、落砂等,提高了成品率。
研究人员发现,寿州窑瓷土取自当地,高铝低硅,不易粉碎,所产瓷器胎质坚硬,胎体厚重；但大多胎土粗糙,瓷土常因未经淘洗,杂质较多；青灰胎色是隋代特征,至唐代胎色白中泛黄。寿州窑的另一特色是“化妆土”的使用,就是在胎成之后表面再涂一层细腻的白粉,给粗糙杂色的瓷胎化个妆,显得更好看。
寿州窑窑口很多,瓷器种类也较丰富,除了数量最大的黄釉瓷外,还有黑釉、茶紫釉、白釉等,釉面光润如漆。寿州窑主要产品有碗、盘、杯、盏、钵、注子及枕、玩具等民间日常实用器,市场自沿淮向南北扩散。
1997年,长青乡施徐村村民在村南种菜时,发现菜地里有破洞,还发现几块碎砖。消息传到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到现场勘查,原来是一座古墓。经过发掘清理,在这座砖石墓里发现一件寿州窑黄釉印花瓷枕,据此判断为唐墓。
长青乡、李楼乡等地出土的寿州窑黄釉瓷枕。
1998年,李楼乡八里岗村村民挖宅基地时,也发现一座唐代砖石墓,出土一件黄釉印花瓷枕。第二年,李楼乡双庙村又发现唐墓,出土了一件酱釉瓷钵,看材质、工艺、造型,都是寿州窑的产品。
与越州窑如冰似玉的“秘色瓷”、邢州窑如霜似雪的白瓷相比,寿州窑不免显得质地粗糙,造型亦简单拙朴。即使是寿州窑的代表作、蚌埠市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寿州窑青釉四系盘口壶,也逊于传世的越窑秘色瓷、邢窑白瓷,故茶圣陆羽把寿州窑列为唐代六大名窑“越、鼎、婺、岳、寿、洪”的第五位。但寿州窑兴盛300多年,是隋唐五代江淮地区的重要窑区,对南北邻近窑口产生一定的影响,是中国陶瓷史上重要且独特的一张“黄页”。
胡人牵马俑映射时代风貌
蚌埠地区最具特色的唐代文物是1992年在吴郢窑场发现的。窑场取土时发现古墓葬,文物部门现场清理出2座唐墓,收集到数百块花砖,出土一批陶俑。
墓葬中陪葬陶俑的葬俗早在商代就出现了,春秋战国后逐渐多起来,最高峰、最壮观的当然是秦始皇兵马俑。唐代延续了秦汉以来的葬俗传统,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墓葬中都陪葬陶俑。按陶俑的性质,主要分礼仪类和生活类。礼仪类包括车马仪仗、甲士兵俑,还有带辟邪作用的镇墓兽、天尊天王等。生活类的包罗很广,武将仕女、家丁女仆、乐人舞伎、房院仓灶、猪马牛羊、鸡鸭鹅兔等,几乎人世间的日常在黄泉之下都有体现。著名的“唐三彩”就是唐代明器的代表作。且唐俑的制作工艺达到很高水平,人物造型准确、比例得当、表情生动、服饰多样,非常全面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时代特点。
吴郢窑场出土的陶俑有人物也有动物,其中3件灰陶人物俑保存完整,分别是胡人俑和一男一女侍俑。从文物价值上看,这3件陶俑堪称上品。
男侍俑通体灰绿,长袍过膝,腰带紧束；头微左倾,表情专注,似在倾听；左手屈在胸前,右臂下垂,右手呈握持状。女侍头盘倭髻,身着披肩,长裙曳地；身体微侧,头略前倾,双手叠交胸前,似在听主人吩咐。虽然时间过去了一千余年,两侍俑的面部细节已模糊,但从面部造型、身体语言上,仍将人物刻画得神情毕肖:男侍面部线条硬朗、粗鼻大嘴、下巴突出,显得性格坚定、有执行力；女侍则圆润饱满、蒜鼻小口,表情温婉、性格柔顺。
1998年吴郢窑厂出土的唐代灰陶俑、灰陶胡人俑、灰陶侍女俑（前右）等。
最具大唐特色的还是胡人俑。
有唐一代,胡汉融合达到新境界,不仅胡瓜、胡桃、胡萝卜等农产品大量引种,胡琴、琵琶等胡人乐器也在中原甚至皇家乐队里出现,胡人文化风靡全国,安禄山跳的“胡旋舞”时称一绝。唐玄宗御制著名大曲《霓裳羽衣曲》,也是由源自胡乐的西凉乐曲改编而成。大唐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了包括欧洲、中亚、南亚及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成大唐独有的时代特色,在敦煌壁画中尤为突出。不仅宫廷里蔓延“胡风”,市井也广为流行,长安的酒肆若没有“胡姬当垆”则少了点“国际范儿”,李白喝多了也会唱“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胡文化虽然盛行,但胡人的社会地位还徘徊在较低层次,常以商人、侍从、歌舞乐伎等形象出现。胡人牵马俑或牵骆驼俑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多有发现。
吴郢窑场出土的胡人俑左手半举,因该墓葬还出土了陶马残件,此俑应是牵马俑。胡人脚穿毡靴,身着窄袖长衣,头戴圆顶毡帽,粗眉深目、高鼻阔嘴,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圈络腮胡,刻画出男性胡人的典型特征。胡人俑左手似在抓马辔头,右臂微曲手似握缰绳,头略右倾,目光看向马首。
牵马胡人俑在江淮地区出现,说明胡汉文化融合的深度与广度。西域文化已从丝绸之路沿线汇聚到长安,再扩散到了江淮地区。据《安徽人口志》,安徽人数较多的几个少数民族,大多是唐宋以后从全国各地乃至自域外迁徙而来。回族大部分集中在淮河及其支流颍河、涡河沿岸,呈大分散、小聚居状。
唐末五代再入乱世
安史之乱后,全国的经济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停滞甚至倒退。这不仅与当时中央政权削弱,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局势有关,与气候变化也有较大关联。
唐朝中期以后,全国进入一个小冷期,一直持续到五代。冷期内,我国中东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低0.5℃左右。因气候变冷,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引发民族矛盾,不仅导致唐朝政权的危机和崩溃,全国尤其是北方,又进入政权快速更迭、社会极端混乱的乱世。五代十国时期,淮北地区先后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短命的小朝廷分领,淮河又一度成为南北分裂对峙的界河,遭受战争的蹂躏。
唐末五代是继魏晋南北朝冷期之后,中国又一个人口发展的低谷期。但此时中国的人口格局,已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南方人口超过了北方。北方大量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迁到南方,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南方相对安宁,社会比较稳定,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作者 张建平 文/图 编辑 徐怀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