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地处淮河南岸的商贸集市——蚌埠集正式形成,伴随着淮河蚌埠渡的设立,南北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促使北岸小蚌埠之域也形成集市,大、小蚌埠两地集市逐渐融为一体,使原先仅局限于南岸的蚌埠集范围由此扩展到淮河北岸,从而出现了商贸重心北移小蚌埠的现象；这种现象自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持续了约140年时间之久,直至清末津浦铁路修筑、选址淮河南岸设立蚌埠站,蚌埠集商贸重心才由北岸重新回归南岸大蚌埠,并在民国建立后很快发展成为皖北第一商埠。

　一、清初淮河南岸蚌埠集的一度兴盛

明朝万历末(约1619年),地属南直隶凤阳府凤阳县的蚌埠之域经过近300年的历程,由元末明初的小型乡村集市“蚌阜”,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贸集市“蚌埠集”(参见明代袁文新等撰《凤阳新书》卷首载“中都内景图说”)。

就在蚌埠集甫经问世仅20余载,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并很快取代了明王朝对全国的统治。之后,新起的清王朝改原明朝南直隶区域为江南省(至康熙年间析江南省部分府州县为安徽省,凤阳府先属江南省、后属安徽省管辖),也使得原先被称为“龙飞启运、兴王之地”凤阳一带的享受特殊待遇与地位尽失,这种状况虽对蚌埠之域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但随着清初社会经济的复苏,特别是淮河航道上南北商旅的频繁来往、商贸交易的恢复,地处淮河南岸的蚌埠集又兴盛起来。

反映蚌埠集兴盛的突出标志是当地税收口岸的首次设立。清初,在安徽境内南北分别设有芜湖关、凤阳关两个征税管理机构,其中地处皖北的凤阳关(关署设在寿州正阳镇)税额,主要由下辖的正阳关、临淮关两关征收。由于蚌埠集规模逐渐扩大,途经淮河航道的商旅在此装载货船数量也日渐增多,凤阳关为适应这种形势,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增设蚌埠税收口岸(同时增设的还有怀远、涧溪等处税口,参见《乾隆江南通志》卷七十九、《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七十八),并制订了在蚌埠等地税口在岸装船“满料”与非“满料”及超重货物征税规则,对“未经别口报税之旱贩零星货物,照旱贩税则科征”,还明确了对“过往商船概不征税”原则(《嘉庆怀远县志》卷之二)。

除此之外,当时蚌埠集的兴盛还表现在南岸对北岸的影响力、辐射力日益增大与北岸小蚌埠的兴起。

二、淮河北岸小蚌埠之域集市的兴起与大小蚌埠称谓的出现

位于淮河南岸蚌埠集对岸的小蚌埠之域,直至明末还没有地名记载见诸官修方志文献,说明当时此地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人居聚落和商贸集市(参见前文《半步溜:明代商旅对小蚌埠之域的称谓》,载《蚌埠日报》2023年2月21日第6版)。随着清初蚌埠集的兴盛和影响力增大,特别是官方认可的淮河蚌埠渡的正式设立,交通条件的改善,南北两岸人员往来和商贸交流更趋频繁,促使小蚌埠之域人居聚落日益吸纳更多的商户和居民,商贸集市也开始形成并渐成规模。

由于小蚌埠之域与蚌埠之域仅一河之隔,就出现时人比照南岸蚌埠地名、直称北岸地域为“小蚌埠”,或干脆也称这里的集市为“蚌埠集”。民间开始流行的称谓,日子久了,约定俗成,也逐渐得到官方的认可,并载入史籍。

最早记载小蚌埠地名的文献,是成书于雍正四年(1726)的官修《古今图书集成》,在该书“方舆汇编·职方典”第827卷“凤阳府部汇考一·凤阳府疆域图”中,明确在淮河南岸蚌埠之域的对岸区域标出“小蚌埠”地名。这是“小蚌埠”地名首次在官方权威文献出现。

最先反映小蚌埠之域形成一定规模集市的文献,是乾隆元年(1736)成书的官修《乾隆江南通志》。在该书卷二十八记载地属凤阳县的“蚌埠集”(方位在“县西北五十里,接怀远县界”,显然是指淮河南岸的蚌埠之域集市)后,又记载地属灵璧县的“蚌埠集”(方位在“县西南一百五十里”,显然是指淮河北岸的小蚌埠之域集市)。这说明至迟在雍正年间(1723-1735),淮河北岸小蚌埠之域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商贸集市。

然而,《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江南通志》有关小蚌埠之域名称“小蚌埠”“蚌埠集”的称谓,并没有被当时管辖此地的灵璧县接受。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官修《灵璧志略》记载地属该县的小蚌埠之域时,就未照搬上述两部官修文献的称谓,而是另辟蹊径,参照明代商旅对该地的称谓“半步溜”和当时集市已经形成的现状,在地图、正文中均予以“蚌步集”之称,并将该处归之于县南乡范围,以示与淮河南岸属凤阳县管辖的“蚌埠集”区别。

与《灵璧志略》不同,在稍后的乾隆四十年(1775)由凤阳县官修的《乾隆凤阳县志》,则在地图、正文中将小蚌埠之域划入该县管辖范围,在地图中明确将地处淮河南岸的蚌埠之域标为“大蚌埠”,而将地处淮河北岸的小蚌埠之域标为“小蚌埠”；在正文中则明确将“大蚌埠北小蚌埠”划入该县太平乡所辖南北十四都之“九图”范围(“图”,旧时地方区划名,顾炎武《日知录·图》释:“图,即里也”)

对同一地域(小蚌埠)究竟应属何县管辖范围,灵璧、凤阳两县官修方志分别做出不同记载,这一方面反映小蚌埠之域已形成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商贸集市事实,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两县何者拥有行使管辖权的分歧。但不管如何,两处集市仅一河之隔、近在咫尺,从当地居民迫切愿望与有利于发展起见,必然提出同属一地的要求。(关于灵璧、凤阳两县为何都将小蚌埠之域划为本县管辖范围,凤阳府如何应对与解决此分歧,以及由此产生难以克服的后遗症等,因涉及内容过多,将另撰专文述及)。

三、乾隆中叶蚌埠集商贸重心首次由南向北转移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待管辖凤阳、灵璧的凤阳府对两县截然不同的诉求采取应对举措出台,淮河南北大、小蚌埠已日渐融为一地的趋势却已成定局——由于凤阳府前身濠州一带淮河北岸自宋元以降直至明清时期就是“聚商之所”,往来商旅多于此择地登岸交易,加之小蚌埠之域商贸集市已正式形成,来往商旅较以往更多,以致不仅吸纳周边居民(如桃园、山香等村)前来入住经商,就连地处南岸蚌埠集所在的大蚌埠居民也不甘落后,纷纷迁往对岸定居,以便从事商贸活动获利；随着商户的日渐增多和过往商旅交易量的增加,小蚌埠集市更加兴盛,这就直接导致南岸蚌埠集的急剧衰落。这种状况,在乾隆四十年(1775)官修的《乾隆凤阳县志》卷之三就有如下明确记载:“蚌埠集,在县西北五十里,南岸曰大蚌埠集,已废；北岸曰小蚌埠,有街市,界于灵璧、怀远两县”。(见下图)

1775年，清代《乾隆凤阳县志》中对有关淮河南岸大蚌埠集已废、蚌埠集商贸重心北移小蚌埠的记述。

《乾隆凤阳县志》这段有关记载,蕴含两层之义:其一,蚌埠集范围包括淮河南北大、小蚌埠；其二,“大蚌埠集已废”“小蚌埠有街市”的记载,则明确无误地向世人昭告:由于地处淮河南岸的大蚌埠集当时在事实上被废弃(仅存有土著村落和零星店铺),蚌埠集的商贸重心已经由淮河南岸的蚌埠之域转移到北岸小蚌埠之域(这里已形成比较繁盛的街市)。

地属凤阳县管辖位于淮河南岸的蚌埠集(大蚌埠),从清初康熙中叶(约1700年)开始复苏、兴盛到乾隆中叶(约1770)被废弃,其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约70年时间。根据史志文献记载及有关资料推断,大致从乾隆中叶(约1770年)始,蚌埠集商贸重心已由南岸转移到北岸小蚌埠,而南岸大蚌埠由于集市规模、店铺、人口急剧减少,商贸活动也进入沉寂期,实际上处于被废弃状态,这是历史上蚌埠之域商贸重心的首次转移。

必须提到的是,以往有的史志著作认为蚌埠集经济重心由南转北的时间是在清代咸(丰)同(治)时期太平军、捻军之役之后,这是将成书于1775年的《乾隆凤阳县志》与成书于1887年《光绪凤阳县续志》两者所记内容混淆,误将《乾隆凤阳县志》这段记载转植于《光绪凤阳县续志》的缘故。其实,只要直接打开《乾隆凤阳县志》(共16卷)就可查阅到上述有关内容；如果打开《光绪凤阳县续志》(也称《光绪凤阳县志》)留心阅读,也能发现该书(同样为16卷)每卷前半部分为《乾隆凤阳县志》原文,而后半部分则为《光绪凤阳县续志》新增补内容,两者泾渭分明,不难辨别,诚如《光绪凤阳县续志》的主要编纂者凤阳知县谢永泰在该书“续志凡例”中所言:“续志继于公万培前志(即《乾隆凤阳县志》——引者注)而作也,故编次悉循原目、不稍更易,多寡(指续写内容——引者注)均另起页附前志各门后”。

四、咸丰同治之役后小蚌埠集市再度兴盛

蚌埠集商贸重心由淮河南岸转移至北岸后,借助于小蚌埠西黑牛嘴是天然避风良港,往来商旅船只多选择在此停泊,常常樯桅如林,帆船如市,船家来往运输的货物有不少就拿到小蚌埠正街上交易,这更加促进当地商贸的进一步繁盛。此种状况持续了约90年之久,直到咸丰、同治年间这里发展的进程才被暂时打断。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转变。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运动起,并很快从广西发展至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皖北捻军也随之响应,清军长期与太平军、捻军等在淮河临淮关至怀远一线多次发生拉锯战,并屡屡波及蚌埠,尤其是1863年(同治二年)清军与苗沛霖部激战于此,给淮河两岸大、小蚌埠均带来空前浩劫,使此地十室九空,成为一片废墟(参见周始:《皖志述略》上册,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印第71页)。

咸丰、同治之役后,社会环境趋于稳定,小蚌埠集市商贸经济方逐渐摆脱战乱影响,得以恢复。到辛亥革命前夕,这里的商贸活动规模达到鼎盛期,成为怀远县东乡、灵璧县南乡和凤阳县西北乡方圆百里数十个村落农产品交易场所,也是周围竹木、茶麻、桐油等土特产的集散地。小蚌埠正街商号达50余户,各种店铺、商行鳞次栉比；相形之下,淮河南岸大蚌埠仅有老大街一条土路,油盐店、小饭馆、茶馆数家,十天逢两集,被称为“油盐小集”,赶集人数也仅数百人,店铺数量、集市规模、居住人口与北岸小蚌埠集市远不能相比(参见蚌埠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蚌埠市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

有清一代,小蚌埠集市的繁盛期(此处暂忽略咸同之役战乱破坏),大约从乾隆中叶(1770年)开始直至宣统年间(1910年),前后持续了约140年时间,由于它是清初大蚌埠集的兴盛期时间(约70年)的两倍,特别是因其距离清廷覆灭时间很近,以至在民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有出版物视地处淮河北岸的小蚌埠为“老蚌埠”或蚌埠地名的起源地,甚至进入21世纪后还有学者持此种看法,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从源头上理清淮河南北大、小蚌埠之间的关系,仅关注到清代乾隆中叶至辛亥革命前夕这段时期小蚌埠集市的兴盛,而没有看到它是由清初淮河南岸蚌埠集(大蚌埠)商贸重心转移所导致的结果。

五、清末津浦铁路的修筑与蚌埠集商贸重心的回归

1909年1月2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津浦铁路南段工程开工典礼在浦口举行(见下图),伴随着淮河大铁桥选址蚌埠和当地火车站选址于南岸大蚌埠地段,这里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1909年1月5日上海《申报》对津浦铁路南段开工典礼的报道。

尤其是蚌埠火车站选址于南岸建站,更促使原先的“大蚌埠”重新焕发了生机:那条由北向南的老大街两旁相继出现了沿街搭建的成行工棚,里面住满了来自河北唐山、天津等地的筑路建桥工人,加上从安徽本省及周围各省招募来的民工,人数有两万之多；为适应这些建桥、建站和筑路工人生活所需,“大蚌埠”立时开办了一批饭店、客栈、澡堂、缝衣铺、杂货店等,遂使淮河南岸蚌埠集的商业活动立变活跃,而北岸小蚌埠则受到相对“冷落”,日渐萧条(参见《蚌埠市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

经过一个轮回,蚌埠集商贸重心又由北岸回归南岸。而此番南岸的发展繁荣,是建立在千里淮河与津浦铁路交会处这个“水陆要津”基础之上,又是当年“大蚌埠”集市不可比拟的；加之1912年(民国元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后,淮河南岸在设有火车站的基础上扩建水运港口,商业贸易更趋活跃特别是盐粮交易激增,北洋系军阀倪嗣冲继而在蚌设府督皖等因素,促使这里很快发展成为皖北首屈一指的大商埠,蚌埠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一页。（作者 辛建  文/图  编辑 徐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