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邦国一王国-帝国”说和“夏商周三代为复合制国家结构”说这样的学术体系中,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其国家形态为早期国家的邦国;夏商周三代为复合制的王朝国家形态,又称为王国时期;而夏禹则具有过渡性时代特征,属干由邦国向王国的过渡时期。在大禹时期,禹的双重身份--本邦的国君(邦君)身份和所执掌联盟的盟主身份开始发生变化,即王权萌芽,禹成为由邦国走向于国的过渡性人物。

我们说王权与邦国君权的区别就在于:邦国的君权只在本邦的范围内行使着统治权,而王权不但统治着本邦,还能支配从属于自己的其他属邦,并使这些属邦的主权变得不完整或者说不具有独立主权。在族邦联盟内诸邦之间原本是平等的,然而若执掌族邦联盟的盟主的权力开始膨胀,权力具有了专断性,那么原来的族邦联盟就会走向王朝国家,原来的盟主之权也就会变为王权。

在先秦文献中,禹也称为夏禹。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夏禹没被排列在五帝之中,而是在《史记·夏本纪》中列为开篇之首,但讲夏禹的事迹又从尧时讲起,所以夏禹的过渡性时代特征,司马迁认识得很清楚。在禹的后期发生的几个事件,很能说明夏禹王权的萌芽。其中最著名的是,禹会诸侯于涂山和禹杀防风氏之事。《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涂山所在有五说:一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县西北四十五里),一在渝州(今四川重庆市),一在濠州(今安徽蚌埠市),一在当涂(今安徽当涂县),一在三涂山(今河南嵩县西南十里)。以往,包括笔者在内,相当多的学者采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似禹之涂山即三涂山”的说法。这是因为《左传·昭公四年》说:“四岳、三、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三涂山一带是九州险要之地,也是九州的核心区域,因而往往会简单地认为此地即禹所执掌的族邦联盟的中心地区,推测大禹在此地会合各邦国的邦君和酋邦的酋长,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联合发掘了蚌埠市禹会村遗址之后,其发掘所取得的成果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一问题,也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像以往那样仅仅靠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是难以解决禹会诸侯的涂山所在地的。换言之,禹会村遗址的发掘,使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古史传说得到了落实。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有如下理由。

第一,禹会村所在地的涂山地区,位于比较低平的地势。在涂山下有淮河、涡河、天河等水系环绕,当洪水泛滥时,它必然有治水的需求。

第二,蚌埠的涂山是南北交通和南北族群的交汇之地,这对于禹这个族邦联盟盟主选择会盟之地来说,也是合乎情理的。

第三,禹会村遗址的文化特点恰恰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其中,既有来自中原文化的因素,如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也有来自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还有来自江南许多文化的因素。这种多方面的文化汇集为说明禹会诸侯于涂山提供了考古学文化的背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坚实依据。

第四,禹会村遗址的功能也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例如,遗址中一排 35 个柱洞一字排开,可以推测这是竖立各个部族图腾旗帜的柱子,它与会盟的情景相吹合。再如,遗址中有大量一次性祭祀用的器物(冥器)和祭祀坑等短暂性的遗迹,而遗址使用的年代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如果说短暂性的遗迹可以与举行会盟相联系的话,那么一二百年的遗址使用年代又说明有当地的土著(如涂山氏)的存在。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禹合诸侯于涂山”之涂山,应该在今安徽蚌埠市怀远县南边的涂山。大禹之所以在这里会合诸候,就因为这里原本就是南北文化和族群交汇之地。

(王震中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安徽省文化厅、蚌埠市人民政府编著《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