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涂山大会诸侯的事迹,多本古籍均记载,并被专家学者确认;禹墟考古发掘的成果,也印证了这一事迹。正如先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史研究中心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所指出的:“就夏代来说,文献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根据古书明文注释,涂山就在今天的蚌埠市怀远县境内"。禹会诸侯(以下简称“禹会”)这一历史事件,从而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禹会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涵盖了众多的文化元素。
一、禹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涂山一带是古代典籍记载大禹活动的重要地区,大禹在涂山会诸侯正好是夏王朝成立的前期,这一时期应该是中国古代王朝形成的最关键时期。”
(一)“禹会”奠定了夏王朝建立的基础
蚌埠涂山大禹文化研究会原会长沈叶鸣同志在《大禹文化资料荟萃》一书的序文中说:“他(大禹)在即位后的第五年,在涂山氏国大力协助下,在现今的禹会村召开了各地部落的首领大会,从而统一了政令,加强了中央政权。这是筹建华夏古国的重大步骤。”序言又说:“由于禹娶、禹会都在涂山地区,从而使涂山氏侯国成为华夏古国兴起的根据地,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指出:夏之兴也以涂山’。在这里，夏’即指'核心位于中原的华夏古国’,简称'中华’。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都冠名为'中华’的来由。因而说,涂山地区(包括禹墟)是禹娶禹会的民族圣地。”“禹会”为夏王朝的诞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组织基础。吹响了向历史上的第一个形态完备“国家”进军的号角。
(二)“禹会”宣示了夏夷联盟战略的胜利
夏禹深知一己力量完成不了“美尧之事”。那时东夷部族实力最强,且人才济济。其中的领袖人物皋陶和伯益,还有淮夷首领女娲等,都是不可忽视的治国人才。皋陶一直支持和帮助禹的治水和治政事业,一直是大禹“闻善言则拜”的受拜者。当禹沿颍、涡河南下治水,在淮河涂山氏国治理淮河,凿通荆涂山峡,又得到涂山氏国女娲的鼎力相助,并情愿依照淮夷族的习俗(母系社会遗风)“下嫁”到涂山来,与女娲结缘。有学者认为,禹娲的结缘,政治因素大于情感因素,从而促成了夏夷的联盟,实现了禹既定的战略思想。之所以“执玉帛者万国”,也正是两大部族联盟所形成的强大地位,使其他部族不得不“钦服”的缘故。
(三)“禹会”体现了大禹德法兼顾治政理念的成功
禹会”也体现了大禹施行的恩威并施、德法兼顾治政理念的成功。大禹最大的人格魅力,就是自律,在律已的基础上律他。他的名言“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史记·夏本纪》)意为:“我先敬业修德,使其感怀,这样天下的人民,就不会违背我的行政措施了。”他治水是为了“中国可得食也”(《孟子·滕文公》),为了完成“美尧之功”(《史记·夏本纪》)。《本纪》里还写道:“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朶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脩,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史记·夏本纪》里还说:“(禹曰)……与稷予众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由于人心思定,国家安定,出现了长治久安的局面。再加上他个人大公无私、率先垂范的人格魅力,以德服人,“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所以诸侯就会“不距朕行”了。“执玉帛者万国”也就毫不奇怪了。但大禹深知,光靠德治不行,总有基于私利者,怀有反叛之心。《淮南子·原道训》里说:“禹知天下之叛也。”所以大禹又非常重视法治。汉书·刑法志》里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皋陶就是严正的执法官,帮助大禹进行法治,很有成效。在这次“禹会”上,大禹依法斩了一向飞扬跋扈又赴会迟到的防风氏,以做效尤。
二、“禹会”彰显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禹会”成了后来帝王效法的典范,并形成辉煌一时的“盟会文化’唐·柳宗元的《涂山铭》:“自涂山而会诸侯,大政立焉。”又说:“则涂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济,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于此。”对“禹会”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又道:“兹山之会,安得独光于后欤?是以周穆遐追遗法,复会于是山,声垂天下,亦绍前轨,用此道也。”又说:“故余为之铭,庶后代朝诸侯、制天下者,仰则于此。”阐释了为涂山作铭文,希望后代朝会诸侯、治理天下的人,对此有所遵循。所以“禹会”为以后许多帝王所效法,成为帝王标榜自己治国有成、盛世到来的盛会。《左传》和《史记·楚世家》都纪录了西周周穆王所召集过的另一次涂山之会的情况。盟会成了春秋时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年体的《春秋左传),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从隐公元年(722)至哀公二十七年(468)的 254年中,明确记载盟会,并记有具体盟会地名的就有 140次之多。“禹会”这个重大事件,在历史上被人们议论和重视,形成了一套盟会规制和习俗,形成了“盟会文化”。
(二)“禹会”标志着“玉帛文化”的辉煌
“执玉帛者万国"里的“玉”,本义为美石制作的雕刻有王室图案的器物;“帛”上面的“白”,本义为“虚空”,在此指“空前”,又指“白色”;“巾"指具有一定幅度的丝质布料。两者合起来表示“顶级的白色的丝布”,也有恭维被赠送者为“大伯"的意思。“玉帛”这个词本义指在王者领有的地域内,诸侯都是兄弟,彼此尊对方为大伯。故“玉帛”本义为“兄弟亲如一家,共尊家长--天子”。引申义为“和平共处”。玉帛文化,告诉我们,禹时玉的生产水平已相当高,否则就雕刻不出图形复杂的王室图案器物。而且比较普遍,“万国”都拿它作为高贵的礼品来贡献。舜赐给大禹的“玄圭”,也是一件珍贵的玉质物品。玉文化现在成了蚌埠市的一大亮点,是“禹会”带来的深远影响。
(三)“禹会”继往开来,进一步推进了“祭祀文化”
古代有会必有祭,“禹会”也不例外。从禹墟遗址考古发掘发现的各种遗迹如大型祭祀台基、祭祀沟、灰坑、简易性工棚式等建筑中,可以得到佐证。
古代祭祀的祭品除了“牺牲”之外,还有“玉帛”,包括各种玉制礼器和皮帛《周礼》里有记载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之说。左传·曹刿论战》载:“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所以“禹会”中的“玉帛”不只是礼品,也是祭品。说明“禹会”的议程里有祭祀,在情理之中。古人认为祭祀祖先具有良好的社会教化功能,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品德,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维护宗法社会的稳定。唐·柳宗元《监祭使壁记》:“圣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盖亦附之教也。”大禹认识到这个教化功能的重要,所以十分重视祭祀活动。他平时,既“菲饮食”也“恶衣服”;但在祭祀时,不仅在食上“致孝乎鬼神”搞得十分丰富,而且在衣上“致美乎黻冕”十分恭敬而严肃认真。
尧之时即有望祭,即登高望远,以祭山川。禹画九州后,祭山川才有了具体指向,望祭就变成了祭祀九州的山川。祭祀选择的地点一般在山和河流的附近,而涂山脚下淮河岸边的禹会村,正符合这两个条件。
(四)“禹会”显示了“贡赋文化”已经十分成熟
“禹会”还告诉我们那时“贡赋文化”已经十分成熟。玉帛不仅是礼品、祭品,也是贡品。在《史记·夏本纪》里说:禹“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禹会”“执玉帛者万国”就是贡赋行为;而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就是接受九州牧守所贡的青铜,铸造九鼎。他主张“致慎财赋”就是要慎重合理地征收财赋,不搞苛捐杂税;“咸则三壤成赋”就是一律按三等质量的土地来征税,给耕者留有余地,激发他们精耕细作、改良土壤的积极性。贡赋坚持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原则,使发展生产和税收增长成正比。《史记·夏本纪》有云:“(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调有余而补不足”,当然是从贡赋的结余里支付。
(五)“禹会”成了彰显“鼎文化”的平台
《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汉书·郊祀志第五上》也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稀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
“禹会”所蕴含的文化现象很多。值得一提的还有“车文化”和“图腾文化”“禹会”选择涂山的禹会村,就是因为这里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使参加盟会的各路诸侯的大队人马能及时到会。《史记》中所说的“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又说“九山朵旅”。九州的名山已经茬木标志可以通行了;又说“四海会同”'四海以内进贡的道路已经可以到达京师了。”可见已经有了车,禹才能够“乘四载”“陆行乘车”。
至于“图腾文化”更是“禹会”的重要标志性事物。据专家的考证,从禹墟考古现场所发现的一个连一个的柱洞,就是“禹会”时,用来埋插各诸侯国旗杆的。旗帜上有各种各样的图腾,标示着各诸侯国的崇拜物。
(王绍义撰稿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安徽省文化厅、蚌埠市人民政府编著《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