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李丛昕与《范仲淹论稿》

文/高建国

李丛昕先生的《范仲淹论稿》,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可喜可贺。

这是一本学术著作,读者会想,作者是个学者吧?这话没错。但从职业角度说,他实际上是个官员。同时,也是一名老大学生,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

李先生是前辈,我一直喊他“李叔”。岳父在世时,他经常登门,聊天或探讨问题。我偶尔闻听只言片语,都是些文史或社会问题,有时候说到某些现象,两位前辈甚至很激动。

试想,这情绪若带进文字,会怎样?

可能正是这个因素,李丛昕先生的学术文字中,免不了考证、质疑、商榷和雄辩。《范仲淹论稿》一书中的文章:《毁誉千载滕子京——兼为范仲淹辨诬》《遗恨千载说<范碑>——欧阳修<范仲淹神道碑>公案考析》《全是褒扬,哪有贬意?!——尹洙称<岳阳楼记>为“传奇体”辨正》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质疑、商榷的文字,其实很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不过这没关系,李先生还会用书信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2008年,他给同为范仲淹研究者,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的李伟国先生,就写了这样一封信,说:“这次相会于昆明,拜读先生考辨范妻张氏之力作,真乃大喜过望。先生之《〈宋故冯翊郡太君张氏墓志铭>考》,为研究范仲淹身世及其家族增添了一份毋庸置疑的史料。在下不揣固陋,还想对先生此文提出几点补充看法。……”

补充什么呢?这明显就是追着别人商榷,谁能接受得了?

但出乎大家的预料,李教授竟欣然“领教“了。他甚至觉得,李丛昕的来信,很有学术价值,遂将这封商榷信,收入了他的《中古文献考论》一书,并在按语中说:“昆明宋史年会以后,收到安徽蚌埠市人大常委会李丛昕老先生来函,就拙文所论数点提出看法,颇有参考价值。”

当然,李丛昕的商榷观点,并非人人接受。有时候反过来,别人对他也会质疑,也会商榷。南新社、康为民《<杜甫终葬巩县说>质疑:与李丛昕先生商榷》、李裕民《再谈范仲淹生母谢氏的身份问题——答李丛昕先生》,都是这类文章。

不同观点,有碰撞,有交流,有争辩,这是好事,它可以活跃学术氛围,让研究更接近真理。更何况,李丛昕先生的考证、质疑和商榷,绝非纸上谈兵,有时候,它还有实用价值。

学者杨国宜教授在《求索集续编》中,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范公(范仲淹)在给他的好友韩琦去正定任职时的信中曾说:‘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识别以来,却未得一到,谅多胜赏也。’意思是说,正定是个好地方,我就生在那里,但我从离别以后,就没有回去过。李丛昕等学者先后发表论文加以考定,2007年正定文化促进会也对范仲淹的事迹进行专题研究,当场决定在正定县修建‘范公祠’,新编《正定县志》也把范公载入正定文化历史名人,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

看到没有?李丛昕的学术结果,促成了正定县修建“范公祠”。这说明,李先生的范仲淹研究,绝非“吊书袋子”,它真能促进文化发展。

当然,收获这样的学术成果,并非易事。李丛昕的经验是,除了必要的博览群书,还必须进行“田野调查”。他的许多考证文章,就是这么获得的。比如,为撰写《范仲淹身世考》一文,他先后考察了多地。

他说——“笔者在近年的走访考察中,得以见到不同地区、不同支派的范氏后人续修于不同时期的家谱(大部分为清代所修,亦有续修于民国年间者)七八种。”

又说——“万有文库本《范集》附有《长白山图》一幅。1991年夏,笔者曾携图前往进行了实地考察:长山县已于1956年入邹平,其县城现为邹平县长山镇,孝妇河由南而西绕镇而过。朱家庄(当地称之为朱家老庄)即在镇南之孝妇河南岸,有宋治平年间韩泽始建的范公祠尚存。”

仅此一篇文章,就提到了苏州、广德、宣城、伊川、虞城、邹平等地。为了考证《范集》中的《长白山图》的真实性,李丛昕甚至携图进行实地考察。最终得知:历史上的长山县,实际上就是现在邹平市下辖的长山镇。最终在绕镇的孝妇河畔,李丛昕看到了宋代所建的范公祠。

可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李丛昕的研究经验。这经验,说来容易,做到其实很难。正是此因,李丛昕的学术行为,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有时候学者们在笔下,还会提到这一点。比如,周宗奇《范仲淹传》写道:“景德元年,朱文翰调回故乡做官,出任淄州长史。十六岁的少年郎范仲淹依然跟随继父,被安排在秋口读书。据说李丛昕先生实地考察过,秋口又名秋谷,古属益都县颜神镇,今属淄博市博山区颜神镇。”

“据说李丛昕先生实地考察过”,虽是一笔带过,却让人看到李丛昕的田野考察,已实实在在产生了影响。做学问能做到这个份上,能让人挂在嘴边,应是很欣慰的。

正是这个因素,我觉得李丛昕先生的《范仲淹论稿》,是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值得大家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