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2日,韩元祥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
【人物简介】
韩元祥,男,1929年12月出生,山东莱芜人,1944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3月入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我八路军、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从事通信、保卫、后勤等工作。1949年随军进驻蚌埠,之后历任蚌埠市贸易总公司、百货公司科长,百货站书记,市财贸部科长,市粮食局书记,市委常委、政工组组长,市财办主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市财办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92年12月离休。
【老骥伏枥】
年过九旬的韩老鹤发童颜,忆起一件件难忘的往事,他迸发奋进之情,声音铿锵有力,依然可见当年风采。在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都作出过积极贡献的韩老,却在采访中一次次对记者表示“我没有什么事迹”,“都是党和人民的努力”；在我市商贸和财政领域任职多年,将众多创业者引上致富之路,韩老自己家里的吃穿住用却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简单。
跨过炮火纷飞的战场,迈过花天锦地的市场,七十五载初心不忘,服务人民矢志不渝,韩老的奋斗人生,在与新中国的共同成长中汇成时代交响曲。
打赢蚌埠的“市场之战”
我是山东莱芜人,1944年,我14岁时,开始在家乡附近区域做通信、保卫、后勤这些方面的工作。具体包括送信、送干部过交通线,穿越敌人封锁等,那时年纪小,做这些工作相对不显眼、好隐蔽一些,但是其实也是有不小的危险性。我们从据点、炮楼下偷偷摸摸地通过送信,如果需要送人穿越封锁线,那最多只能三人同行,如果再多,就容易引起日本鬼子的注意和怀疑。有时遇到鬼子盘查比较紧的时候,就要再想更多办法,我们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打入鬼子内部的“假汉奸”,(实际上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同志家里安置一晚,暂且住下,一方面鬼子不容易对他们的家庭进行盘查,另一方面他们也对鬼子内部的情况比较了解,等到风声不紧了再通过。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也还是做这些方面的工作,送信、送人,自己也不记得送了多少次了。
后来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大片的区域得到解放,需要大批干部,我们党就从解放区的人员中招收了2000多人,成立了华东工商干校进行培养。我去学习的时间不长,记得是1948年8月开学的,1949年元月,蚌埠即将解放,我就随部队南下到蚌埠来,一开始驻扎在怀远县农村,三月之后我们进驻到蚌埠城区。进城之前我们已经和蚌埠城内的地下党同志取得了联络,他是兄弟照相馆的馆长,也就是那时候,应他的邀请,顺便留下了一张照片。
上世纪50年代,开业初期的蚌埠百货大楼 市档案局供图
刚刚进入蚌埠时,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接收,一是支前,即支援渡江战役和之后的上海等地解放。为此,组织上成立了皖北贸易总公司,给前方的部队运送当时最紧张的物资:粮食和日用品。到了5月,上海解放。可是我们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时候,面对的是国民党当局留下的烂摊子:蒋介石搬空了国库的银行储备,卷走了大部分财富和物资,粮食储备只够上海市民吃半个月,市面上盗匪出没,特务破坏,投机盛行,物价飞涨……接管上海后马上就面临如何养活上海500万人口的严峻局面。6月初的上海“银元之战”让人民币在上海站住了脚,但是市场没稳定多久,新一轮的“米棉之战”又开始了。由于长期的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导致的投机盛行,百姓完全不相信纸币,发了钱赶紧去购买物资,只有实物囤在手里才能放心,商人也囤积居奇,只要是生活物资,见货就囤,等着物价上涨。物资短缺造成了上海粮食和棉花价格暴涨。为了平抑物价,保证上海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党和政府从各解放区向上海大量调运物资。皖北贸易总公司就从我们这个产粮区大量收购粮食支援上海。我当时在警卫班当班长,押运着从我们安徽本地和周边各地收购的粮食,用船通过淮河、洪泽湖水路运往上海,支援上海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其实不仅上海,解放初期在咱们蚌埠,党和政府与资本家同样打过这种“市场之战”。我们本地市场也出现过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影响百姓生活的反动资本家。为了安定百姓的生活,我们和他们进行过复杂的战斗。比如我记得解放初期,有一家经营日用品的同昌公司,就大肆哄抬价格,他自己大把地挣钱,老百姓生活却受不了了。为了斗垮这个公司,我们大量从上海调集鞋子、搪瓷、脸盆等日用品货源(当时我们这个区域日用品主要在上海生产),而这个公司当时已经无法从上海获得大批货源,只能从我们这里购买,于是我们先以平价销售给他,他加价售出后感觉有利可图,就从我们这里大量收购屯入,待他把资金出清、等着销货收款的时候,我们自己再将调集的大量货品以低于他的零售价在市场出售,市民都来我们这里购货,同昌公司就干不下去了。粮食、日用品、棉布、盐业……各个领域都有着大大小小的这样的市场之战,经过无数场这样的斗争,市场平稳了,价格平抑了,百姓生活稳定下来。
对于当时市场物资短缺,价格波动情况,《皖北日报》1949年11月23日第2版做如下报道:
在公营企业供售影响下蚌埠粮盐价回跌
［本报蚌埠22日下午8时来电］蚌市粮食周来上涨已达饱和,复以南北二线公营企业巨量供售,大力平抑,均见回势,更由于日来风向转顺,来源疏畅,两日来已呈回跌。昨黄豆开盘每石1040000,收盘98000,糙米较前跌8000,粮食共成交9620包,商盐退势尤甚,今日粮源依然充沛,价格由坚转疲,糙米开盘每石125000又较昨跌一成弱,存底渐多,买方胃弱,仍有看小之势,粮共成交11444包。除纱价微俏外,其他皆平或回,市场稳平,人心安定。 (王茂)
见证蚌埠百货大楼从无到有
咱们蚌埠自己的市场和商贸,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刚解放的时候,蚌埠的商贸领域只有粮食、盐业、日用品等几个主要行业,二马路是最繁华的一条街,其中尤其是东起现在的“六股道”、西到现在的百货大楼的那一段最为繁华,但是受战争影响和反动派破坏,这时有规模的商店、商行已经不多,大多是很零散、很小的摊贩,更不存在什么百货大楼了。
1949年进驻蚌埠时,韩元祥在我地下党组织开办的“兄弟”照相馆留影
1950年5月之后的那一个时期,我市成立了很多国营公司,商贸领域成立了百货公司、纺织品公司、五金公司等,当时我在皖北百货公司任支部书记,后来调到百货站,这是那个时期特有的供应方式,通过一级站、二级站供应、商店销售的管控方式统购统销,为市场供应商品。上海的百货站为一级站,我们蚌埠的是二级站,供应皖北地区。这时候国家分配的物资就不仅来自上海了,而是各个地区都有,当然也有咱们蚌埠本地的商品,从我们百货站批发到皖北各个地区,还有邻近的河南的部分地区也到我们这里进货,蚌埠的商贸流通市场逐步扩大。但是解放初期遇到的困难还是很大的,比如最直接的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轰炸。那时还有大量的工业品是来自上海,我们就专门用火车从上海进货。为了封锁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派飞机来轰炸我们运输的物资,1952年,我们百货站采购了几个车皮的糖和日用百货,火车从上海出来时也被国民党反动派炸过。
即便遇到了这么多困难,党和政府稳定市场、安定民心、改善百姓生活的决心和努力一直没有变过。1954年,市里决定兴建百货大楼。那个路段是当时蚌埠商贸最繁华的区域,从商业经营的角度来说位置很好,可是从实际环境上看,就不是这样了。那儿当时是一个面积很大的臭塘,到处是淤泥和垃圾,工人们清理、平整之后,11月4号开始建设百货大楼,到第二年的8月竣工了,之后一家家百货门市部进入百货大楼经营,逐渐形成了后来的规模。百货大楼建成时共有三层,一层二层营业,三层用来办公,经营范围吃穿住用都有,除了粮油蔬菜等少量种类,其他品类百货大楼都有销售。这样的规模和丰富程度放到现在看,那真是不算啥,但六十多年前那可是蚌埠老百姓非常自豪的事情,不但建筑气派,而且商品种类丰富、经营集中、价格合理,百姓非常认可,周边县市的人都来采购,蚌埠百货大楼在整个皖北都非常有名。“上大楼逛逛”也成为蚌埠老百姓一件骄傲的事情。之后的几十年间,各行业商业网点围绕百货大楼次第兴建,银行、邮电、剧场、书店、五金、交电、饮食、服务等应有尽有,百货大楼雄踞中心,淮河路中段,形成了蚌埠最繁华的商业黄金大道。
我那时不在百货大楼工作,也没有参与建设,但是作为为它供货的百货站书记,对这样综合性的销售商店也有了解。百货大楼开业之初,正值国家经济恢复时期,百姓生活节俭,经营的百货商品主要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包括棉布、火柴、肥皂、毛巾、牙刷、牙膏、食品、杂货等,约1000多个品种,1953年增加到3000多个,但基本也都是这些平价日用品,呢绒、自行车这样的中档商品就很少有人买了,收音机、手表那更是无人问津。随着经济逐渐恢复和我们轻、纺工业的发展,百货大楼的经营品种也日益增多,1957年有接近1.5万个小种类的商品销售。
所以说,从1949年到1958年,这9年的时间我们主要在做的事情都是稳定市场。到了1958年,市场基本稳定,不需要国家统筹安排进货,二级站撤销了,像百货大楼这样的商店,也开始自主进货了。这之后我开始在财贸部工作。那时的管理比较粗放,放到现在可能大家难以理解。当时的经济管理主要就是两条线,一条工业、一条商业,财贸部指导的就是商业方面,所有属于商业性质的单位都归财贸部统筹协调,商贸、税务、财政、银行、物价、工商等,全都包括。举例来说,对银行的管理相当于现在的人民银行的管理方式,只指导业务,不干涉具体业务。那时的管控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物价,那时的商品价格是有分类的,鞋帽,粮油等生活必需物资的价格是国家来定,小的日用品可以由经营单位自主定价。但是即便供不应求,市场上的零售价格也不能动,就是说,哪怕买不到,也不允许涨价。供不应求的解决方法是到各地去进货,进货的成本加上合理利润来调整价格的高低,经营单位要报物价部门批准零售价格。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繁荣的二马路小商品市场 市档案局供图
蚌埠本来就是皖北的商贸中心,这时候因为地理位置好、交通优势大、商品种类多、供应量充足、商品价格合理,商贸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但是那个时期我们市场上的轻工业品里,蚌埠本地产的虽然已经有了,却还不太多,那个时期蚌埠还是重工业偏多,轻工业品还是以从上海等南方地区进货为主。
“敢为人先”的二马路
我们蚌埠市在解放后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这个阶段,商贸领域除了国营的百货大楼,还有一个改革开放初期的标志性市场——二马路小商品市场。改革开放之初,这条路率先打破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开展个体经营,从上世纪80年代,延续到90年代直至本世纪,可以说是一条二马路融通皖北,贸易江南。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经营历史及灵活的经营方式,这个市场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到1985年底的时候固定摊点发展到五百多个,街两侧的商店已发展到110多户。商品质量也越来越好,市场上不仅有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针线、钮扣、鞋样、花边、儿童用品,还有款式新颖的中、高档毛呢衣、裘皮衣和男女西装、大衣等各式服装。
这个小商品市场的特点是信息反馈快,商品应时翻新,顾客不出蚌埠市便可随时买到当时流行款式的服装,因此也吸引了全国20多个省市和百余个县的乡镇企业和个体户来交易,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10万人次。
二马路的商贸传承,确实由来已久,解放前路两边都是旧时代的商铺,形成了较为繁华的市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达到顶峰,整条路上都是中西合璧木质结构的商铺,曾经有近200家,影院饭店高朋满座,有“小上海”之称。
搞成二马路小商品市场,使二马路焕发了第二春,也是当时的一个非常创新的事情。人民日报、安徽日报、蚌埠日报等多家报纸都来报道过,国家工商总局也来现场调研过,那时的二马路是全国十大小商品市场之一,按当时报纸上的说法是“吃穿用戴样样有”“大大方便了客商和群众”。
但是开始决定搞这个市场的时候,大家心里其实都是非常忐忑的。办市场,要顶着很大的风险。
文革时期,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小商小贩全部都被取缔了,不允许经营,如果敢开门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要被“打倒”的。但是另一方面国营公司又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人民生活非常不方便,简单说买个杯子、扣子都不好买。1979年、1980年左右,我在政府里分管财贸,和当时的市委副书记田照临一起,看到市场冷冷清清,人民生活不便,非常着急,愁得每天去市场上搞调查,甚至敲开一些商户的门,劝他们开门营业。他们说害怕,害怕被打成“复辟的资本主义”,我们就跟他们讲,出了问题我们来担责任,你们不要害怕!这样慢慢劝开了一些商户,但是那离“市场繁荣”可还有非常大的距离。随后我们就想方设法开设方便百姓的市场,最后搞成了两个市场,一个是国强路市场,另一个就是二马路市场。
先说国强路市场,这个市场地理位置很好,但是环境极差,当时到处是垃圾污水。我们就先让城建部门把地面给平整好,然后请工商管理部门搭好了货架,租给有意来经营的商贩。最先觉得合算,进来经营的是进城卖菜的农民。农民开始卖菜一段时间之后,卖肉、鱼和其他副食品的商贩也慢慢地胆子大了起来,一个个地进入,逐步发展形成了后来的国强路市场。
开业初期蚌埠百货大楼的玩具专柜
二马路市场的开设和发展比这个过程更艰难一些,虽然这里曾经是蚌埠最繁华的商业区,但是文革期间除了几家国营商店营业,私营商业全都不敢开门,这个地方已经冷清得看不出什么商业氛围。1979年,市委市政府决定把这条街开放,办成小商品市场,最初我们决定摆摊子,让工商管理局做货架,租给商贩,只要不违法,随便卖什么,一户一户地慢慢发展起来。一开始,小商小贩,也就是后来说的“个体户”,都不敢进来,不敢经营,顾虑很大。看到这个情况,我们请工商管理局专门成立了一个“个体工商协会”,我来当这个协会的会长。想表示的意思就是,我这个副市长来当这个个体工商协会的会长,大家是不是可以不要害怕、勇敢发展。通过这样的鼓励,大家顾虑逐渐少了,之后随着全国逐步都开放、思想的互相影响,生产发展、市场进步,人的思想也逐渐变化,二马路小商品市场就越来越繁荣,有些商贩不仅经营本地的货品,有的人就开始去南方进货,市场上的货品越来越多、品种越来越丰富,百姓的认可越来越多,吸引力就越来越大,再加上蚌埠的交通优势,之后很多外地商贩也来这里进货或者开展经营,二马路小商品市场后来单独为外地行商设置了专门区域营业,可见当时这个市场的影响力。
露天经营的方式也在市场初步发展后得到改善,1984年7月,我们指导市工商部门发动国营、集体企业和个体商贩一起集资,共35万余元,将这条长540米,宽8米的街道,建成钢骨结构阻燃型玻璃钢质的全顶棚半封闭市场,覆盖面积4400平方米,棚内安装各式花灯、彩灯、日光灯、吊扇、广播低音音箱等,制作了统一营业的柜台411个,保证市场日夜营业。经营条件的改善,又进一步促进了市场贸易的发展。
(特别鸣谢市委老干部局、市档案局给予本文的大力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