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北岸中国军队向登岸日军发起反击
1938年2月,中国第五战区所辖部队在津浦铁路南段的淮河一线布防,予企图由此北上突击战略要地徐州的日本华中派遣军以沉重打击,为而后举行的台儿庄会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场阻击战中,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第51军里的数百名地下党员,也同该军官兵一道英勇奋战,并肩杀敌,谱写了一曲抗日御侮的壮歌。
抗战初期第51军内的中共党组织
第51军原是东北军首领张学良统率的一支军队(前身是清朝的毅军),军长长期由于学忠担任。中共在第51军发展的第一个地下党员是该军参谋处中校科长解方(他实际上是张学良派往该军的联络员),时间是1936年6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东北军接受解决西安问题的乙案,东调豫皖淮河流域,第51军于1937年3月进驻安徽蚌埠一带。在这里,经中共在东北军内秘密组织东工委(全称“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东上工委(全称“中共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的积极努力,该军党员人数逐渐增加。
抗战爆发前夕至1938年初,中共党组织在第51军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37年6月,东北军第110师(前身是抗日先锋总队)番号被撤销,部队编入第51军。中共第110师工委书记伍志钢(吴山)、委员王西萍、徐瑞林也随第51军由皖北到达山东,以第110师工委为基础建立第51军工委,伍志钢任书记,委员有王西萍、刘培植。同年9月,伍志钢调东工委任宣传部长,王西萍任第51军工委书记。东工委撤销后,1938年初,项乃光(原东工委书记)任第51军工委书记,委员有王西萍、刘培植、贾陶、解方、王学明。到此时,经过中共地下党员的艰辛工作,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已在第51军中建立:军所辖的第113、第114师两个师均建立了师工委,全军8个团有7个团建立起党的总支,在一些营、连建立了特支或支部,个别连队的连长、排长均是党员,有的连队中党员数量达到20名,与八路军抗战初期连队中党员的平均数量不相上下,全军党员约300人。淮河阻击战前夕,第51军已成为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友军里地下党员人数最多、党组织力量最强的军队。
中共地下党员在淮河阻击战中
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东北军工作的原则,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主要任务是要把这支军队变成一支坚强的抗日军队,使其在思想上愿意抗日,在行动上英勇作战,抗战到底。要实现这个基本方针和主要任务,除了在东北军内发展党员、建立地下组织和利用合法形式在广大官兵中进行抗战爱国的政治宣传外,最重要的就是共产党员以身作则,特别是在战时起模范作用,以取得东北军广大官兵的信任。在第51军抗战的处女战——淮河阻击战中,中共地下党员就较好地发挥了这种作用。
1938年初,已攻陷上海、南京的日本上海派遣军(不久改称华中派遣军)第13师团等部陆续渡过长江,沿津浦铁路北上,企图与北路日军遥相配合,南北夹击战略要地徐州。为阻遏南路日军攻势,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急调刚从山东青岛撤皖的第51军赴蚌埠至五河间淮河北岸布防。
战斗开始前,中共第51军地下党组织在内部进行了动员,号召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团结全体官兵,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首战必捷,在光荣的抗日战场上大显身手。在地下党员控制的连队,党组织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主张,对战士们进行宣传教育,并在构筑的河岸工事及其附近,张贴和刻写许多宣传鼓动口号,如“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誓与阵地共存亡”等,以鼓舞广大官兵的士气和斗志。
战斗开始后,面对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全体地下党员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和第51军广大官兵一道并肩作战,浴血杀敌。第114师第342旅副旅长、中共第51军工委委员贾陶,积极协助旅长李雨霖指挥官兵英勇阻击日军进犯。第342旅第684团一营营附、共产党员罗广智,率一营反击越过淮河之敌,迫使日军节节败退,不幸负伤后仍坚守阵地指挥战斗,直至牺牲,为全团树立了榜样。在这次阻击战中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有姓名可查的还有任坤刚、郭善儒、黄继才、王忠良、张作栋、张成山、吴二忠、李嘉稿等十多人；光荣负伤的共产党员人数更多,其中有林千、李长汉、杨国治、赵久春、苑金勋、蒋庆云等。
以下是参加是役的共产党员阎振兴回忆他所在的第679团一营一连局部战斗经过,从中可看出共产党员发挥先锋作用、英勇杀敌的一些具体情形:
“1938年2月初农历除夕夜晚,全连的人都高高兴兴地忙着包饺子,准备过一个抗日的新年,忽接上级命令,立即增援前线。原来,敌人已抢渡淮河,侵占20余个村庄。当时六七九团是预备队,处于第二道防线,离淮河岸边还有15公里路,接到命令后,全连立即紧急集合,饺子、酒菜都还未动,背包行李等物品,也都存放在老乡家里,轻装急行军增援前线。次日上午9时许,第一连即向敌人展开猛烈进攻,日寇以大炮、轻重机枪向我猛烈射击,阻击我连前进。敌人的机枪子弹在我眼前和左右一两米处,扑扑地落地,有的从我头顶上飞过落到身后了。敌人的射击技术相当准确,子弹都是离地皮30厘米左右,打得士兵抬不起头来,许多士兵都是头部中弹而亡或下腿部受伤。全连遂停止前进,就地修筑掩体,以便待机进攻。
黄昏时分,任坤刚同志和几位班长研究了一下进攻的步骤,任排长指挥各班用机枪火力互相掩护,交互前进。任坤刚同志在全连的最前头,英勇地向敌人盘踞的村庄猛进。第三排各班士兵紧跟任排长前进,把一、二排各班均远远甩在后边,一连夺回了三个小村庄,打得日寇步步向后败退,这一天,全连官兵没有吃一点东西,没有喝一口水,但肚子不觉饥饿,只是口渴得厉害,嘴唇都裂开了。
约在夜间9时许,司务长把饭送上了火线,大家因为没有水喝,吃不下去,只是坐着休息了一个小时的样子,便向淮河岸边敌人盘踞的一个村庄攻击前进。这个村庄都是砖瓦房,结构坚固,四周有高大的土圩子,土圩子外面布满了鹿砦,防守十分严密。面对这种形势,戚连长决定率领第一排,从土圩子前面佯攻,二、三排从两翼破鹿砦,涉水爬上土圩子,冲入村庄同敌人展开肉搏战。这时天色乌黑看不见人,日寇依靠坚固的防御工事向我射击。任坤刚同志不怕牺牲,指挥第三排士兵用手榴弹把敌人的障碍物炸毁,然后涉水爬上敌人的土圩子。这里双方的机枪、手榴弹火力交织在一起。第八班长蒋庆云腿部负重伤,让他退下了火线。任坤刚同志第一个爬上了土圩子同敌人展开肉搏战。任排长依靠他平时武术高强、刺杀技术又好,使敌人一个个地迎刃而倒。七班长张作栋同志带领全班士兵冲上土圩子,同日寇展开血战,把日寇消灭很多。一部分日寇退入砖房继续顽抗。此时我方牺牲也很大,七班长张作栋同志就在这次拼杀中英勇牺牲了。党员就剩任坤刚、张成山和我三个人,全排牺牲多半。
敌人缩在院房里,挖开枪眼向我射击,使我们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没有炮兵支援,没有炸药,单凭手榴弹和机枪摧毁不了敌人的据点,干着急没办法,后来任排长命令张成山同志把手榴弹送进敌人的枪眼里,以炸死敌人,但张成山还未爬到敌人枪眼跟前,就中弹牺牲了。
天快亮了,人员伤亡得没剩几个人了,又没有增援部队,很难攻下敌人的据点,形势越来越不利,任坤刚同志拿起手榴弹准备亲自冲上去,但刚一站起来就负伤了。我赶紧搀扶着他脱离战斗。敌人的枪弹,不断地从我身边吱吱飞过。我也顾不得危险,一心要把任坤刚同志救出去,为党保存一名干部,忽然一声刺耳的尖叫声向我扑来,我赶快把任排长按倒在地。轰然一声,一颗炮弹在我面前10米远的地方爆炸了,弄得我们满身是灰土。幸好,任坤刚同志没有再受伤,我的前额受了轻伤。我爬起来扶着任坤刚同志急速脱离火线危险区,安顿给担架队送后方医院抢救,我就返回前线去,继续战斗。走至半路上,只见我连士兵稀稀拉拉地都从敌人村庄里退了出来,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说,敌人已经出击了,我连没剩几个人了,戚连长不见了,王忠良排长也牺牲了,我们几个人再不退出来,不是被打死,就要被敌人抓活的了。于是我和他们一块退到一个村庄的村头上。这个村庄离敌人盘踞的村庄约有1公里。我站在村庄的边沿上,只见敌人的炮火不断地从淮河岸边打来,但不见敌人出来追击,一片开阔地,炮弹烟雾弥漫,空无一人,我初次参加战斗不理解,这是利用炮兵掩护敌人退却。我看了一会,敌情没有变化,我连的人都走远了,我在村边上捕住一头没有人管的小毛驴,把遗弃的十几支步枪和一部分子弹放在驴背上,牵着它追赶我连的人去了。
我回到一连后,清点人数,原编制154人,现在只剩下20余人。连长失踪,二排长王忠良同志阵亡,三排长任坤刚同志被担架队抬到王庄(距作战地点10公里路)就牺牲了。
全连几名共产党员为党为民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流尽了鲜血,付出了生命,不愧是党的好战士,是抗日的民族英雄。
一排贾排长(因外出未参加淮河战斗)升任一连连长后,任命我为八班班长。过了三四天,九连的刘培植同志(又名陈白川,地下党员)来通知我,让我到三营九连见张玉璞连长(共产党员)。我把枪弹被服整理好放妥,就悄悄地离开一连到九连去见张连长了。
从这次淮河战斗痛击日寇的经过来看,尽管敌人武器装备、射击技术等都优于我军,但比不上我军敢于冲锋拼杀、不怕牺牲的精神,这是我党政治工作的重大成就,敌人是能够被打败的,事实上已经打败了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的党员同志在战场上带头冲锋陷阵,敢于拼杀的英勇气概,对士兵的斗志影响很大。
这次战斗,官兵牺牲很大,特别是党员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几乎牺牲殆尽,这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很不利。”
发动群众共同抗日
在淮河阻击战中,第51军内的共产党员不仅英勇杀敌,发挥抗日中坚作用,还注意组织和发动防区附近的人民群众共同抗日。
渡河日军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被迫于2月下旬撤回南岸,形成两军隔河对峙局面后,盘踞南岸的驻蚌日军不甘失败,仍常派小股部队偷袭北岸中国军队,骚扰杀害农民,抢劫财物,奸污妇女,引起了当地农民激愤。第113师第677团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在该团团长张炳南(党的同情者,后加入共产党)的支持下,在淮河北岸驻地曹老集至蚌埠之间的周围10公里内各村庄进行救亡宣传,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保家自卫队,并以乡为单位,组成抗日联合大队,人数达到1600人。参加的自卫队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小伙子,平时在家务农,遇有军事行动时,就手持步枪、红缨枪、土枪等武器,跟随部队奔向抗日杀敌的战场。
在同年4月间第51军奉调北上增援台儿庄作战后,淮河北岸农民抗日自卫队中的许多人仍在当地继续坚持斗争,其中还有一些人参加了而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淮河阻击战期间,中共第51军地下党组织还同该军内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第339旅旅长孟宪周一贯仇视共产党,他认为该旅副旅长乌庆霖和副团长李桢是共产党员(实际不是,但他们受过中共的培养教育,主张联共抗日,是中共发展对象),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俩杀害。事件发生后,第51军地下党工委决定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使军长于学忠将孟宪周撤职。接着,按党组织的决定,由第684团三营营长于维哲以悼念学兵队老领导的名义,召开了乌庆霖、李桢的追悼会,并在官兵中募捐慰问其家属,灵柩葬在徐州的云山。
文字 郭照东 纪新建 稿件由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