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圣志 水金辰 刘美子 

◇淮河是新中国第一条开展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江大河。即便在困难时期，治淮也不曾间断。至今，国务院先后12次召开治淮会议，对淮河治理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淮河难治，关键在于人水矛盾的协调难度大，人口众多，人水争地矛盾较其他流域突出。围绕保护生态、改善水环境的治水理念，淮河“安澜”体现为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从战略上来说，我们不惧怕洪水，但在战术和准备上要高度重视，需制定应急预案并加强汛前应急演练

淮河，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

“淮水东南阔，无风渡亦难。孤烟生乍直，远树望多圆。”千百年来，淮河生生不息哺育着两岸人民，孕育着灿烂文化，滋长出人间的诗画美景。

这也是一条多灾多难之河。据不完全统计，14至19世纪，淮河流域发生较大水灾350次，严重旱灾280多次。人们在淮河岸边收获着幸福，也背负着苦痛。

治淮，古往今来从未中断，也从未像今天受到如此重视。

从兴修水利到污染防治，从水资源利用到水生态保护，治淮历史从未如此接近安澜、清澈、富庶的目标。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肖幼，听他讲述共和国治淮之路。

关键是协调人水矛盾

《瞭望》：2019年淮河流域防汛形势如何？

肖幼：今年淮河流域防汛形势严峻。根据气象预测，淮河流域6月至8月主汛期降水量偏多两成，气象年景总体偏差，发生区域性大洪水概率较大。在1991年之前，流域水旱灾害防御多以预防和抢险为主，1991年大水之后，随着一系列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并投入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制度和机构建设也不断完善，流域防汛抗旱工作逐渐转变为主动控制和利用，并赢得了2003年、2007年流域“大水小灾”的局面。目前，我们已有相对完善的防洪工程体系、调度指挥体系和信息预警体系，根据现有防洪标准，标准洪水可确保安全，超标准洪水有对策，通过采取应对措施，可始终保持洪水可控。从战略上来说，我们不惧怕洪水。但在战术和准备上要高度重视，需制定应急预案并加强汛前应急演练。

《瞭望》：淮河自古以来被视为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可以说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淮河为何难治？

肖幼：水的问题是人造成的，人的问题也是水造成的。淮河难治，关键在于人水矛盾的协调难度大。从气候、水文条件看，淮河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本身气候变化幅度大，易连旱连涝或旱涝急转，加之淮河南面支流源短流急，北面支流面大坡缓，干流河道又比降平缓，拦蓄洪水的条件较差；而淮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区，人口众多，人水争地矛盾较其他流域突出，防洪安保任务艰巨。加之历史上黄河夺淮河入海口，更增加了淮河流域的孕灾率。

《瞭望》：新中国成立以后，淮河流域经历了几次旱涝灾害？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提出治淮号召的背景是什么？

肖幼：新中国成立以来，淮河流域发生较大洪涝灾害的年份有1950、1954、1957、1963、1974、1975、1982、1991、2003、2007年等。发生较大旱灾的年份有1959、1966、1978、1988、1992、1994、1999、2000、2001年等。1950年淮河洪水导致上、中游堤防多处溃决，豫皖等地洪涝灾害严重。当年10月14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1951年5月，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淮河成为新中国第一条开展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江大河。至今，国务院先后12次召开治淮会议，对淮河治理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即便在困难时期，治淮也不曾间断。

《瞭望》：近70年治淮形成了哪些标志性水利工程？

肖幼：新中国成立以来，治淮可以分为三大历史阶段。

一是，上世纪50至80年代，在上游兴建佛子岭和南湾等一批上游山区水库，整治和修建淮北大堤和洪泽湖大堤，设置了蒙洼蓄洪区为代表的28处行蓄洪区，兴建三河闸、苏北灌溉总渠等下游入江入海工程。

二是，1991年后提出治淮19项骨干工程，先后建成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怀洪新河工程、淮河入海水道近期工程、以及沂沭泗洪水东调南下续建工程等，流域基本形成防洪、除涝和水资源综合利用体系，基本理顺了紊乱的水系，实现淮河洪水入江畅流、归海有路，可以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流域性最大洪水。

三是，2010年国务院部署进一步治淮38项工程，更加突出人水和谐、服务大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社会功能。在淮河干流上游兴建出山店水库，将上游防洪标准从10年提升到20年；中游行蓄洪区调整和洼地治理，实现了经济和生态双重效益；同时实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引江济淮工程等，完善流域水资源配置格局。

从污染联防联控到维护河流生态安全

《瞭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淮河流域污染逐渐加剧，有哪几次严重污染事件？污染成因为何？

肖幼：上世纪80年代后，淮河流域水污染不断加剧，如1984年骆马湖因徐州大量废水短时间流入，死鱼50万斤；1989年沙颍河大量污染团下泄注入淮河，淮南、蚌埠、盱眙等城镇供水告急，盱眙停止供水112小时；1992、1994、1995年沙颍河、淮河连续发生大面积水污染事件，严重危害和威胁沿淮工农业生产和城镇供水安全，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

水污染事件，关键还是人的问题。首先地方政府粗放式发展，重经济轻环保，未考虑到水环境承受能力；其次监管不到位，特别是水污染排放管理法规制度不健全，造成过于强调达标排放；再者之前区域分割、条块管理，缺乏流域统一管理意识，使得上游发展、下游受害现象时有发生。

《瞭望》：作为流域机构，淮委在水环境和水生态保护、水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开展了哪些富有成效的工作？

肖幼：我们依据1995年国务院颁布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赋予的职能，做省界断面水质监测，开展污染联防，目的是通过动态监测、污染源限排和闸坝防洪调度预案，避免污染事件发生。如今已实现上下游和环保、水利部门联防联治，保障了沿淮地区城乡用水安全。2015年开始加大了水生态的保护力度，既要考虑生产生活用水，还要考虑生态用水。作为全国两个试点之一，我们选择了沙颍河进行生态流量调度试点，通过科学确定生态流量指标，保证其任何时候不断流，维持河流生态安全。目前三年试点已经结束，沙颍河2017、2018年浮游动植物、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指数较2013年有较大幅度上升，调度成效明显。

“四大安全”定义淮河安澜

《瞭望》：新中国近70年治淮实践，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淮水“安澜”中，治水理念有哪些变化？

肖幼：历经多年治理，淮河流域已基本形成由水库、河道堤防、行蓄洪区、控制枢纽和湖泊等防洪工程措施与防汛调度指挥系统等非工程措施共同组成的防洪除涝减灾体系，在行蓄洪区充分运用的情况下，可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流域性最大洪水；再者，初步建成了蓄、引、提、调的水资源配置工程体系，基本形成了淮河流域“四纵一横多点”的水资源配置和开发利用体系框架；水污染防治方面，初步建立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近年来淮河水质明显好转，干流从2010年开始基本常年保持在Ⅲ类水。

发展理念的变迁以及治淮实践的深入，对于“安澜”的理解在发生变化，也隐含着治水理念的变化。过去讲安澜，主要是河流不泛滥，保障淮河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和重点中型水库、大中城市的防洪安全；后来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理念的提出，“安澜”融入了供水安全的内核，即保障水质达标和饮用水可供；当然，淮河流域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区，耕地面积达1.9亿亩，小麦产量占全国一半，必须充分利用水资源保障粮食安全；如今，围绕保护生态、改善水环境的治水理念，“安澜”一词体现为“四大安全”，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瞭望》：未来淮河流域百姓的发展前景将因淮河治理发生哪些改变？

肖幼：日前，发改委印发了《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作为一份指引淮河流域未来发展的国家区域战略，《规划》确立了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带、特色产业创新发展带、新型城镇化示范带和中东部合作发展先行区四大战略定位。它从三大时间节点确定发展目标，即202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2025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显著改善，淮河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基本建成，协调统一、运行高效的流域、区域管理体制全面建立；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淮河目标基本实现，将建成美丽宜居、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生态经济带。

《瞭望》：一个大国近70年的治淮实践，使我们从未如此接近安澜、清澈、富庶的目标。您认为治淮中涌现出了怎样的“治淮精神”？

肖幼：70年来，治淮精神，我认为主要表现为艰苦奋斗、团结治水和顾全大局。上世纪50年代初，在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感召下，许多青年学子奔赴治淮一线，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依然积极奉献并创造辉煌业绩；在治淮实践中，我们统筹处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和河湖关系，统筹解决好防洪、排涝和水资源保护问题，搞好拦分蓄泄排等，行蓄洪区百姓为了保下游安全牺牲自己的家园，其团结一致、顾全大局的品质无法磨灭，体现的“治淮精神”也永远不会过时。（此为《瞭望》2019年第23期封面专题“两千里淮水降患记”系列报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