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圣志 刘美子 水金辰

善治国者，必善治水。

淮河，被称作中国历史上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明清时，黄河夺淮，上古佳水成为桀骜不驯的无尾蛟龙。加之“两头高，中间低”的独特地形，每至汛期，两岸沃野变成泽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淮河成为第一条开展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江大河。围绕频繁发生的严重水患，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治淮主要是防洪。从“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闸，到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佛子岭水库，防洪工程建设如火如荼。随之而来的淠史杭等大型灌区建设，增加了粮食供应，人、水、地治理趋于复杂。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一系列重大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治淮从“束水”转变为“控水”和“水为我用”，减灾兴利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实现了“淮河洪水入江畅流，入海便利”这一多年治淮追求的目标。

随着淮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水、地矛盾愈加尖锐，突出表现为流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污染超标，百姓生活安全面临威胁。

2010年国务院再次召开治淮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治淮38项工程，“生态水利”成为治水关键词，并划定了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红线”。

从确保江河不泛滥到追求人水和谐美好生态，淮河治理走了70年。70年来，治淮工程与新中国命运休戚与共，与工业文明的繁荣，环境污染的阵痛、人与自然的博弈，交织纠结；这条古老河流的沧桑巨变也折射出中国治水方略的变迁，从“控制洪水”到“洪水管理”，从工程水利、资源水利到生态水利；两千里淮河安澜，见证了中国尊重自然、认识规律、生态优先的发展观的日渐完善。

翻开中国治水史册，不仅仅是淮河，凡兴水为利者，最终都走上遵循自然规律，人水和谐之路。（此为《瞭望》2019年第23期封面专题“两千里淮水降患记”系列报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