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新闻网记者 郝玉琳 文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话题背景

山河破碎年代，年幼的他亲历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欺侮，看到“只有共产党真正对穷人好”；解放战争年代，刚过20岁的他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辗转大半个中国，只为让穷人得解放，过上安稳日子；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立国之战”，已征战数载的他作好牺牲准备，抱定“以身许国”的信念再赴战场。

从烽火硝烟中走来，曹泽堂说，自己多么幸运，如今“馒头想吃多少吃多少”，“衣服可以月月买新的”，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多么希望他们也能看到如今的繁华盛世。

对历史最好的回报就是创造更好的未来。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传承好他们甘于奉献甘于牺牲的精神，我们也一定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人物简介】

曹泽堂

曹泽堂，河北大名县人，1925年1月出生，1947年6月入党，1947年10月入伍，1982年6月离职休养。原步兵第三十六师后勤部部长，行政14级，副师职。历任战士、班长、副排长、副政治指导员、干事、政治指导员、副政治教导员、政治协理员、团后勤处主任、处长、军后勤部军需科长、师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荣获解放奖章、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胜利纪念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章以及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离休后先后3次被原南京军区评为“先进离休干部”，2008年被评为全军“先进离休干部”。

【老骥伏枥】

见到曹泽堂之前，我们一直在想，这位参加过淮海战役、解放西南、解放华中南、西南剿匪、抗美援朝，曾经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的老英雄，应该有着怎样威严的模样？10月25日是抗美援朝纪念日，纪念日前夕，见到老人时记者得知，他刚刚从长达半年的住院治疗中恢复，身体还很虚弱，他态度和蔼、语言温和，有着最慈祥的长者模样。只有在谈及曾经的战斗岁月时，那饱经沧桑的眼睛里，才会露出犀利而坚毅的目光，让人读出他在抗日战争中的童年艰困、解放战争中的思想升华，转战四方时的个人成长、入朝作战时的坚定信仰。

走上参军报国之路

小时候，我的家庭生活在贫苦农民中还算是不错的，好歹上了三年学。但是十岁以后，父亲常害眼病，家里经济开始出现困难。1937年，日本鬼子来了，到处奸淫烧杀，横行霸道。1938年2月，我村被鬼子烧了，我家东西也全被烧光，靠着亲戚邻居的接济，几口人才勉强活下来。

1939年到1940年都遭旱灾，收下的粮食很少，一天只吃两顿稀饭，全家饿得皮包骨头，实在活不下去。到1941年春天，更加困难，当时鬼子正抢华工到东北去做苦工，虽然知道肯定没好下场，但我想活下去，又想减轻家里的负担，就想去东北做这个工，但14岁的弟弟也坚决要去，结果就让他去了。这年年底，我们听说弟弟已经死在东北。这之后，家里再怎样困难，父母也不让我出去了。

1942年到1943年，鬼子经常要苦工给他们修炮楼、挖沟，我和父亲都常被迫去做苦工，还要挨打受气。1943年春天，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大爷挑着东西，只是从鬼子哨兵面前经过，鬼子就叫洋狗活活把他咬死，我们心里非常愤恨，但也很害怕，总希望哪天把鬼子赶跑，老百姓就出头了。那时离我家五六里地就有八路军打游击，听说八路军对人和气公平，主张打日本帝国主义，我就很想去当八路军，但因之前弟弟的死，父母说啥也不让我出去。

1945年3月，我们被解放了，八路军组织了政府，开展减租退押，我家因生活窘迫不得不当出去的8亩地得到归还，原来借的债和被债主剥削去的粮食，也还了部分，日子终于好起来。村里成立民兵队后，我就参加了。穷人对八路军很拥护，八路军对人民也很好，尤其对穷人好，我开始相信拥护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才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1945年下半年到1946年我参与了土改，1946年11月，国民党反攻，刚刚安稳的日子又开始动荡了。到1947年9月，县里开会号召参军，说三年内打倒蒋介石，全国取得胜利后，大家都能回家过好日子，我那时已在地方入党，就报名参军，开始父母不同意，我反复耐心地劝，最后他们勉强答应了。1947年10月11日，我正式参军，后来被分配到刘邓大军三纵七旅21团（朱德警卫团）2营5连炮班当班长。

任师政治教导员时，和一级战斗英雄胡修道合影。左一为曹泽堂，中为胡修道。

参军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以行军、政治学习为主，到1948年夏天，打了第一场像样的仗——解放郑州。那时部队正向北走，白天行军，经常遇到敌机袭扰，走到离郑州南不远的地方住下，就地学军事，爬梯子、上城墙，练习在手榴弹上包炸药炸碉堡。9月底，上级下达了解放郑州的命令。我们的大军包围郑州，守城敌军察觉到会被消灭，弃城向新乡逃跑，被友邻部队在黄河大桥歼灭。

大部队浩浩荡荡开进城里，收缴了国民党军队留下的大批武器装备和供给。经过短暂休整，又将缴获的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发放到各部队，充分补给后，部队的作战实力得到了很大提高。随后，部队向东挺进商丘，到达商丘南边张阁村附近，并包围张阁，同时向溃逃到此的国民党部队喊话：缴枪不杀！敌人大约一个团派人打着白旗缴枪投诚。

截断国民党徐蚌通道

1948年10月初，我们继续向东进发，大约到达离宿县还有一天路程的地方。记得当晚月亮很大很圆，团政委骑着马来到部队中间向我们做动员，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两句话是：“要打徐蚌会战。一定要打好，胜了就能打到南京去，打不好，就得退到太行山！”11月15日我们解放宿县，19团在前，我们团紧跟其后，通过东关街时，敌人为阻止我们前进，用麻袋装粮食堆到路上烧着，我们从火上跳过去，部队拼命向前冲，跑到东门外，大家被挡在外围，城墙打了个口子，但人还上不去，19团一个排搭人梯冲了上去，旅首长命令工兵连炸开城门，让大部队冲进城。我连向城右侧前进，到跟前才知道，是敌人一个新兵营，还没来及补入部队，就被我们俘虏了。连队留下小部分人看管，其他人继续前进。全城战斗快要结束了，就剩下城东北角电灯公司守敌不投降。我连包围了离电灯公司30多米处的一间平房，连长带着几个战士从侧面顺着围墙爬到房顶，向院里投手榴弹，我们班用太行炮打了三发炮弹后，敌人就投降了，战斗至此胜利结束。我们同兄弟部队一起全歼守敌12000余人，俘虏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张绩武，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国民党徐州、蚌埠的南北通道，给之后的会战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天明，我们撤出宿县城，到宿县南休整待命，补充了部分俘虏兵。

之后，我们开始了围打黄维兵团的战斗。夜间由宿县出发，向西南方向走，有一条东西向的小河，我们连在河北沿岸作工事，部队向北撤一段距离，在一村庄住下，配合上级布置的口袋阵。第二天敌人到来，与我们中间就隔了一个村。晚上我们包围敌人驻扎的村子，让投弹远的战士向村内投了几个手榴弹，第二天敌人就撤走。一连几个晚上，我们都这么干。据说黄维兵团开始占了70多个村子，最后只剩下15个。一段时间后，我们接到命令：敌人撤退，我们要追击。追到一个村庄的半段土墙边，看到李有胜副团长正在指挥大家攻打敌人。在离敌军300米左右我们架起太行炮，打了两发炮弹，在敌群中爆炸。我们包围了整个村子。

上级命令我连攻打村庄。连长带一个排冲锋，我们炮班紧跟连长，攻到离村还有50多米时，敌人机枪、步枪子弹从墙上的机枪眼中一起打了过来。离村200多米远处有条沟，为减少地面部队伤亡，此时我们退回沟内待天黑再打。在沟内隐蔽时，敌人打来枪榴弹，机枪手负了重伤。突然，有个战士跟我讲，“班长，你负伤了。”我低下头一看，才发现棉衣都被血染红了，于是到救护所包扎，医生在我腰部挖起一小块肉，当时流血较多，好在没有伤到骨头。回到连队，连长命令我休息两天。到12月15日夜，部队发起总攻。经过一夜激烈战斗，到天明战役全部结束。旅警卫营于赵庄附近俘虏了换穿士兵军装的第12兵团司令长官黄维。就这样，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被歼灭。

1949年春节后，我们向南进发，解放安庆后，开始为渡江战役做准备。我们北方人不会水的多，我到江边学游泳，用竹子绑成方架子或将竹筒子绑在腰上当救生圈，学了个把星期，4月21号趁天黑乘坐一条大木船，顺利渡过长江，追击前进。

追缴川东“反共副司令”

我们继续一路向南追击。后来任务变动，部队移师。9月初，到湖北石门县驻防，换冬装，然后从石门向四川进军，白天走80里，快的时候100多里。走到四川彭水县的一条河，敌人撤退时把船只都破坏了，严重影响了部队及时过河。上级指令我们营顺河转到上游渡口过河。天已黑，敌人在河的南边打着火把走，我们在北岸怕暴露目标摸黑走，这时有个别同志不慎掉到山下的河里。走到天明，到了一个村庄，部队停下做饭，待找到渡口过河，才知道大部队在我们走后解决了船只问题，早已过河前进了，我们营急行军追赶大部队。一直走到扬子江边，看到了友邻部队缴获的敌军战利品——80门战防炮，大家非常高兴，很受鼓舞。下午过江攻打重庆，过江后一路小跑上坡，到了重庆南的复兴关，我团包围并歼灭了伪警二团，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机枪、长柄枪、手枪，就地分发武装各连，每个连队机枪数由6挺增至9挺，连首长配手枪，排长配长柄枪。

在朝鲜战场挖坑道。左一为曹泽堂。

很快，我军又解放了成都。但是，据说四川有土匪100多万，虽已解放，但新政府很不安宁，政权不稳，影响建设，西南军区下决心剿匪。而土匪的成员构成很复杂，有国民党散兵游勇、会道偏门，还有受骗群众。

我师91团、92团受命参加川东剿匪。有一天，我带一个班在外寻剿，走进一条路沟，南边一庄口有土匪站岗，我指挥全班散开包围这处院落。院子里有四五个带枪的土匪，我们缴了他们的枪，战士们把枪很快地挂在腰上，让他们五个坐在地上。他们交代，川东反共副司令杨玉坤正在楼上抽大烟。刚说着，杨玉坤拿着手枪从楼上冲出来就往院子后面的树林跑，我一个人追过去，喊着“缴枪投降，不许跑”，马上他要跑出包围时，9班长用冲锋枪一梭子将他射倒，班里战士们围上去乱枪打死，缴获了一把盒子枪、10发子弹。借着消灭川东反共副司令的势头，连队指导员召开群众大会，教育群众和部队联合起来，齐心协力震慑土匪。

在川东剿匪时，因为土匪混迹在群众中很难发现，他们大老远只要看到穿军装的，就很快隐藏。之后在黔北剿匪，我们总结教训，按照上级要求，每个连都成立便衣班。便衣班的成员要求打仗勇猛、机敏灵活，配1挺机枪、4支冲锋枪，其他是步枪。有一次我们外出寻剿，在一条山路上发现山下有60多名土匪，他们也发现了我们，但因为我们穿着便衣，他们就问我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随口说了一个，他们就以为是自家人，不在乎。我们趁他们不注意，突然开火，机枪架在山梁上扫射，大家分三路向土匪冲去，土匪吓得屁滚尿流，撂下十几具尸体，顺着山沟跑了。因为战略战术决策正确，我们很快就把黔北土匪彻底歼灭了。

入朝作战就做好了牺牲准备

1950年12月底，我到华北整训、学习，至1951年6月，准备入朝。这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朝鲜战场如何残酷的介绍，所以入朝动员时，我思想上就觉得，这次入朝完全不可能回来了，我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将自己的东西全部都寄回了家中。

入朝后，我一开始在二营营部做特派干事，就是承担保卫工作，后来又在四连任政治指导员。参加的战役主要有金城阻击战、反击栗子洞南山和上甘岭战役。反击栗子洞时，这座山有李承晚部队的一个加强排驻守。我觉得这个任务很光荣，一定要保证部队完成任务，于是对部队思想掌握得很紧，反复进行战斗动员，鼓励同志们学好本领、杀敌立功。经过一星期的战术学习后，10月17日进行反击战斗，我连在30余门各种火炮的支援下进攻守敌。激战了38分钟，全歼李伪军加强连，缴获重机枪3挺、部分轻武器，俘虏3人，我们牺牲了1位排长、8名战士，完成了反击任务。

战斗结束后，我们准备返回各山休整。正在下撤途中，忽然传来命令，要我们返回前线，参加上甘岭战役。此前，十五军已经在上甘岭打了20多天了，两个师都参加了战斗，伤亡很大。我们十二军此时加入了上甘岭的战斗，31师91团先参加反击，我们93团、92团接续反击、守阵地。我们四连的任务是配合六连守537.7高地一号山，后又反击7号阵地。

我们连长先去前面接受任务，我带着部队在后面跟上，走到营部指挥所，连长把部队接走，营教导员把我叫下来交代相关问题。换防下来的91团一名战士向我介绍经验说，敌人打炮的时候一定要到坑道里隐蔽，等敌人炮火过去，部队再出去反击。

了解了注意事项，我马上追赶部队，赶上部队时，连长已经把部队带到了山上，队伍分散开来。我来到六连指挥部的坑道里，发现原本两侧至少应该有四五米高的积土，这时候被打得只剩两米高了。和坑道里的六连指导员简单交流后，我看天快亮了，就从坑道出来，想观察一下形势，我一看，连长和一名通讯员就在山上，部队也没有在坑道内，而是分散在山上，我就问连长，你怎么站在这里，没找到坑道吗？他说没有。知道坑道的重要性，我马上带着通讯员去找坑道，过了一会，非常幸运地找到一个坑道，我叫通讯员通知连长，把部队带来。之后，大家就都藏在坑道里了，地面上只留了一个班掌握敌情。

当夜，我们的任务是听到我军炮火攻击后反击7号山，还要救援被敌人堵在一个坑道里的友邻部队。我进行了简单的动员，大家提着手雷、爆破筒等，静待炮声发起反击。但等了一夜也没有听到炮火攻击声，虽然营部并不远，但敌人火力强大，无法沟通，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按预定计划执行。直到天亮，一直联系不上的营部终于联系上了，给我们的命令是，今晚再行反击。

正在我们准备当日晚间的反击时，下午接到营部命令，要我带一个副排长和一个通讯员到营部，这名副排长是一个知识分子。具体什么事，通知没有说。就是这不远的路上，敌人不停地打炮，我们只能一边躲，一边各自跑步前进。我和通讯员跑到营部时，发现副排长一直没上来。折返一看，他的腿被炮火打断了，正在艰难地往地势较高的营部爬。

到营部后，教导员命令我们撤回后方。我非常诧异，和教导员“理论”起来：部队还在前面战斗，作为指导员我怎么能回后方去？结果教导员只说，执行命令！那我们就只能执行。后来我揣测，是因为伤亡过大，组织上为了保存干部而做这样的决定。比如我们的六连连长牺牲了，三个排长牺牲了，大半个六连打没了。就这样，我们回到了相对后方的机动位置，没有参加当晚的反击。

但我找到的坑道，为连里保存力量起到了作用。战后我了解到，当时留在地面的那个班，12名战士牺牲了一半。如果没有及时隐蔽到坑道内，可能整个连队的伤亡都会更大。经过这次艰苦卓绝的鏖战，我们连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收复阵地后换防。

从朝鲜回国的过程，其实与现在有些人想象的根本不一样。在朝鲜人民的“箪食壶浆”中回国的，只是少数最后撤退的部队。大多数部队回国时都是静悄悄的、隐蔽的，比如我们。那时战斗和谈判交替进行，打打谈谈，虽然不需要那么多部队留在朝鲜了，但撤军可不能让狡猾的美军知晓，所以我们回国时是坐拉废品的火车悄悄回来的，特别是在经过鸭绿江前后，为了防止被敌方探知，组织上严令，不许发出任何声音，连咳嗽声都不准出。我们就是这样悄悄地回来的，火车开回祖国怀抱，大家总算是放下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