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九十三岁的父亲辞世了。每每梦里相见,父亲还是身体健壮,精力充沛,性格刚强；对公家的事,还是那么爱岗敬业；对家人的那份爱,还是那么无微不至。每次梦中醒来,都是泪沾枕巾。

家乡解放那年,从地主家当长工解放出来的父亲扬眉吐气,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工会,上夜校学识字,接受了党的教育和培养。在他朴素的认识里,“社会主义好、跟共产党走”是刻骨铭心的。他爱党爱国,爱憎分明,当年的抗美援朝,他就积极报名参军,军装着身时是祖母找到人武部,说儿子是家里唯一的男丁才留下了他。后来,父亲凭做豆腐的手艺在当地中学找到了一份工作。那个时期条件艰苦,没有自来水和抽水机,父亲夜里要从井里提八缸水供师生洗漱,再提六缸水烧开,磨豆浆做豆腐,白天他翻地种菜做花匠,干事像拼命三郎。在他的建议下,校长同意他用豆腐渣养猪,逢年过节杀猪为师生改善生活。在党的培养下,三年后的父亲成为中共党员。由于业绩突出,1956年父亲当上了安徽省劳动模范,他的事迹和养猪的照片在安徽日报上刊登。那一年是他的高光时刻,不仅工作突出,而且也获得了婚姻。

父亲对母亲体贴入微。听老辈人讲,母亲在娘家就体弱多病,嫁给父亲养儿育女,为了生计又过度操劳,病情加重,到了冬季就犯哮喘。为此,父亲带着母亲成为当地两家医院、三家药铺的常客。有时为了母亲急需的药,父亲步行几十里到外地购药也是常事。那年月吃药以中药为主,父亲晚上从单位下班回来为母亲煎药,他将药入罐浸透,蹲在灶旁点火轻吹,再拿扇子轻轻地扇着,即使烟熏火燎,眼睛熏得流泪,也神情专注,药煎好后,父亲小心翼翼将汤药一勺一勺喂进母亲的嘴里。有时母亲喘得厉害,父亲把母亲从床上扶起,将她两手放在自制的支架上稳住,父亲双手握着空拳,站在床边为母亲轻敲后背减轻病痛,那情景如同一座雕塑印刻在脑海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36岁的母亲误诊肺癌,父亲不信,带着年少的我拉着板车上的母亲到处求医,长达一个多月。爬山路,踩泥泞,风雨无阻,从不放弃。记得有一次父亲被大雨淋透发烧,他不让我告诉母亲,继续奔波在求医的路上。或许是感动了上天,终于在大山深处一户中医人家寻到一服中药,母亲奇迹般地转危为安,在中西药的调理下总算康复了。我从戎后,照顾母亲的重担,大部分就落在父亲的肩上。退休后的父亲白天在承包地里干活,晚上就悉心照顾多病的母亲。在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由于病情加重,就很少下床了,父亲便更加辛苦,吃饭喂药,擦洗身子,成为母亲全职的护理员。母亲弥留之际,握着父亲的手,流出了泪水,安详地离开了人世。邻居老人说,这女子嫁给父亲是她的福,不然早就不在人世间了。

父亲对子女疼爱有加。年轻时的父亲是个乐天派,除上班外精力都放在母亲和子女身上。当年我们随母亲生活在农村,只要母亲无恙,父亲回家就给我们讲故事、说笑话、做游戏,过年过节带着我们扎灯笼、放鞭炮、拜新年。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父亲当年用微薄的工资供养六个子女,有时晚上偷着出去打零工补贴家用。即便这样,也不忘给孩子读书,他先后为了把我和弟弟转到县城读书而四处求人；二妹上初中要涉水过河到学校,父亲不论春夏秋冬,每天早上背她过河晚上接她回家。那年头父亲虽说每月有薪水,却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他调侃穿补丁不忘本,节衣缩食省下钱几乎都花在母亲和子女身上。每当孩子过新年穿新衣走亲戚时,父亲的笑容我记忆犹新。我是长子,高中毕业后作为“一工一农”合同工进入父亲工厂,与他同在锻压车间成为他的徒弟,当时我做工件他用卡尺量,达不到优等品,必须返工。父亲的严格使我成为车间优秀学徒工受到厂部表扬。锻压车间体力消耗大,我的身体又是成长阶段,饭量特大,可是吃饭定量,父亲总是先用餐,然后叫我吃饭,年少的我以为父亲吃饱了,所以也就狼吞虎咽将饭菜拿下。但我看到父亲喝水总比别人多时我还不以为然,直到我做了父亲后,才体会到当时的父亲藏有一颗“宁可自己饿肚子,用水充饥,也要儿子吃饱饭”的爱子之心,这事至今想起来就让我惭愧难当。后来我当兵转业进机关,一路顺风顺水,不免有点飘然自满。他发现后教育我不要辜负党的培养,提醒我别忘了腿上的泥巴。我明白这是告诫儿子要保持工农子弟的本色、朴实和善良,这也成为我人生底色,做到了在岗完美收官。晚年的父亲,疼爱子女之情愈加强烈,弟弟修理厂有他忙碌的身影,大妹承包田有他抛洒的汗水。几个妹妹的孩子他都亲手带大。特别对孙子辈,他的爱上升为“溺爱”。冬天在床上将孙子冰冷的脚放在心窝上焐。夏天跑很远的路,把井水提回来冰镇西瓜哄孩子喜欢。他的厨艺好,只要孙子们爱吃,一天做几次菜饭都不厌其烦。看到孙子辈可爱的脸庞,他就乐开了花。

如今天堂里的父亲,您老可好?你在世把爱献给了社会和亲人,用行动践行着一个父亲高尚的情操。您的恩情比海深比山高。身为子女的我们,为有您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自豪。如有来世,我们还要您的庇护,那将是儿女的福泽与荣耀。            文/江大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