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沈叶鸣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

【人物简介】

沈叶鸣,原名沈启华。笔名亦鸣,星火。祖籍浙江省平阳县。1929年12月生于南京。抗战期间赴重庆求学。1945年初考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所办育才学校绘画组。抗战胜利后,随校至上海继续学业。1947年被选拔为研究生,研修文艺理论。1948年在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同年冬乔装穿越长江封锁线,赴苏北解放区华中党校学习。1949年初随军接收蚌埠。历任中共蚌埠市委宣传部美术组组长、副科长,蚌埠市文化局代局长,蚌埠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中共蚌埠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政协主席等职务。1995年离休。

【老骥伏枥】

春日的上午,我们登门拜访。92岁的沈老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他正一边吃早餐,一边用手机听新闻。家里的书房中、阳台上,各种书籍、各类报纸堆放得近半人高。从事宣传事业数十年,哪怕离休多年,老人家热爱学习、热心时事的习惯依然如故。

用油漆在木板上绘制领袖像,用石板印刷报纸,为支前模范绘制集体像,到搬运码头向一线工人宣传……说起七十多年前如何克服困难开展宣传工作,沈老真情流露,那个火热的年代里激情燃烧的一幕幕,在他的讲述中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1949年1月,我们曾在苏北华中党校学习的部分原上海地下党员计186名,受党组织的派遣,紧随人民解放军,分两批来到刚解放的蚌埠市。那时的蚌埠刚刚解放,百废待兴,我们随即被分配到中共蚌埠市委、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市政府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与来自老解放区的地方干部一道,从事接管工作。我被分配到市委宣传部,直接参与了蚌埠解放初期的多项宣传报道任务。

人民解放军是在1月20日凌晨进入蚌埠市的,当时居民正在梦乡中。部队入城秋毫无犯,为了不惊动居民,队伍只进入空房或在街道旁休息。不少居民在天亮打开大门后,才知道蚌埠已经解放。解放军纪律严明,从事地方工作的干部艰苦朴素、勤政廉政,使人民群众大开眼界,留下深刻的印象。

国民党军逃离蚌埠时,不仅炸毁了淮河铁路桥,还企图破坏电厂、火车站水塔等一批工厂和设施,虽然在蚌埠地下党组织和工人群众的奋力保护下,大多没能得逞,但全市经济工作已陷于瘫痪,民生凋敝。同时,解放大军正向江淮地区集结,准备渡江作战。中共蚌埠市委、市军管会和市政府进城后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刚解放的蚌埠市,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于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一是强化城市管理,实行军事管制,严防敌特破坏；二是接收应归人民所有的物资和财产,并加以管理和使用；三是做好群众工作,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把群众发动并组织起来；四是支援前线,支援解放军南下渡江；五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工商业；六是恢复和发展文教事业等。纷繁复杂的形势下,繁重的工作任务要服务两个重点,一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二是支援前线。在一次全市干部大会上,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张灿明同志指出:支援前线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支援前线不仅是当时市委、市军管会和市政府的中心任务,也得到了群众的热情拥护。对于解放军和共产党干部的优良作风,大家由好奇到赞赏,由赞赏到钦佩,由钦佩到拥护。群众这种拥护解放军、拥护共产党的热情,像一股股涓涓细流,汇成了波涛汹涌的海洋。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欢庆解放,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中共蚌埠市委决定于3月3日晚,在市体育场举行群众性的“蚌埠市庆祝解放大会”。为此,成立了大会筹备处,调集肖马、任正明和我等人参加筹备处的宣传工作。肖马和我都是学美术的,负责宣传画的创作与绘制,任正明等负责收集材料。宣传画的内容主要是庆祝解放、支援前线和打倒反动派。每幅画都由四张新闻纸拼接起来,以黑墨勾线,以广告画颜料着色绘制而成,然后裱糊张贴在会场周围的巨幅宣传牌上,共计17幅。在布置会场时,马丰同志参照在上海举行群众集会的做法,建议在会场中心搭起一座“灯塔”,塔身悬挂着“你是灯塔”的巨幅标语,塔顶张贴巨幅毛主席画像。于是,这幅领袖像的绘制任务又落到我的肩上。我自下午2时起,在用四整张道林纸拼接起来的画纸上,以两个小时突击完成了这项光荣任务。领袖像贴上“灯塔”顶部以后,安装在“灯塔”周围的四盏高亮度聚光灯直射“灯塔”上部,既利于会场的照明,也增添了会场的热烈气氛,尤其重要的是,使“欢庆解放歌颂党”的大会主题更加鲜明。考虑到防空,大会在傍晚开始。会后举行了提灯游行。

庆祝蚌埠解放会场 

我登上主席台的房顶,居高临下地眺望,只见游行队伍如同巨型的火龙蜿蜒在市区的主要街道上,十分激动人心。这次庆祝活动,有8万人直接参加,声势浩大,宣传了群众,发动了群众,对各项工作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通过这次大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为支前工作制造了舆论,一个倾城全力支援渡江战役的高潮迅速兴起。

“同志,再给我加一包!”

虽然大家热情高涨,但我们还得面临现实的困难——国民党军炸毁淮河铁路桥以后,淮河成了天堑,给支援物资的运输造成了极大困难。

为保证部队南下和物资运输,蚌埠市广大船民积极响应号召,以自家的木船应征,把这些木船连结起来,铺上木板,就成了浮桥。淮河浮桥的搭建,克服了淮河天堑造成的运输不便。事后统计,通过浮桥南下的解放军及民工有50万人,炮车2040辆,汽车3309辆,马车2420辆,平板车613200辆,武器50536吨,还有大量的其他军用物资。直至7月1日淮河铁路便桥通车以后,浮桥的作用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当时,大量的军用物资,包括军粮,源源到达北岸,仅靠军车运输还远远不够。支前指挥机构又动员了大批的搬运工人,以人力进行转运:物资运到淮河北岸堆放起来,搬运工人列队前往扛运,经过浮桥,运至南岸,在公栈路的铁路线旁堆放,然后装车南运。

我因支前宣传的需要,带着速写本前往转运现场收集创作素材。站在南岸河堤高处放眼望去,见到搬运队伍从淮河南岸上了浮桥,一直延伸到淮河北岸,连绵不绝,来往穿梭,十分壮观。我又走近搬运工队伍,见到一队搬运工,人人身裹披肩布,由南往北而去,接受搬运任务；另一队搬运工人人肩扛装满粮食的麻袋包由北而来。这时,我联想起在苏北解放区亲眼所见的,当地农民排成“长龙”,人人手推装着粮食袋的小车支援前线的场面。心想:“人们都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我看来,将来渡江战役的胜利也应是蚌埠搬运工人用肩膀扛出来的。”接着,我来到军粮垛旁,忽见一位十分健壮敦实的搬运工,在已经肩扛一包军粮的情况下,坚持要求帮助上肩的解放军战士给他再加一包。我用速写本迅速勾下这个场面的轮廓,然后尾随这位搬运工直至卸粮点卸下粮包,再找他谈心:“人家都是一人扛一包军粮,你为什么要独扛两包?”他笑着说:“为了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去,我有多大的力气就要使出多大的力气来!”根据这个素材,我回去创作了一幅木刻版画,画题就是:“同志,再给我加一包!”

5月1日,是蚌埠解放后的第一个国际劳动节,又值支前高潮期间,在工人中涌现出大量先进。我和孙毅同志、马栋同志,以及后来的朱仲吾同志,从事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连环画创作。连环画每幅画均用一张对开新闻纸,以“单线平涂”的画法绘成彩图,再连续裱在长条形的布匹上。两头以竹竿撑起,以便打钉悬挂。经过20多天的突击,我们绘制出20来套连环画。其中有:铁路工人谭金昌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十几名铁路员工和附近百余户居民保卫车站水塔,免遭国民党军队破坏的事迹；有原《商报》职工时艳秋智斗特务社长,保卫《商报》印刷厂机器设备完好无损,不被南迁的事迹；有私营卷烟厂工人说服企业主制止其迁厂南逃的事迹；有宝兴面粉厂工人群策群力开展技术革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支援前线的事迹；有搬运工人揭露封建把头的破坏活动,保证支前物资顺利运输的事迹,等等。在庆功大会前几天,我们又邀请支前一等功臣前来我们的画室,为他们绘制全身集体像,以供会场布置之用。

国际劳动节到来时,大军已胜利渡江,南京也已解放,更为节日增添了喜气。庆功大会会场设在小南山东北广场上。会前的广场人山人海,一支支工人队伍扛着红旗,由披挂着红绸条、戴着大红花的支前功臣领头,有节奏地敲着欢快的锣鼓点子,集体进入会场。主席台上悬挂着一等功臣的集体画像。会场四周墙上悬挂着一排排宣扬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彩色连环画。会上,数百名各个等级的支前功臣受到表扬和奖励。解放前长期受欺压的劳动者,第一次受到这样高规格的表彰,他们扬眉吐气,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翁,进一步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和支前积极性。

庆功大会以后,我们又把会场上所布置的一等支前功臣的集体画像和20来套彩色连环画挂图,转移到公栈路支前物资的装卸现场进行露天展出。搬运工人们利用休息时间,津津有味地观看自己所熟悉的先进人物画像和情节连贯的彩色图画,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评论,支援前线的情绪更加高涨,干起活来更加有劲了。据事后统计,在工人们的努力下,支前共计搬运军粮7000万斤、煤炭3000万斤、柴草1200万斤、武器弹药1900万斤、其他军用物资16000多万斤,保证了渡江战役取得辉煌胜利!

从《工人画报》到《蚌埠工人》报

蚌埠解放之初,市委宣传部美术组建立不久,当时的宣传部负责人冯舜华同志找我谈话,给我们配备一套石印设备和一位石印工人,要我们出《工人画报》,经费由工会负担。由于美术组其他同志另有任务,因此《工人画报》的编、采和绘制工作,主要由我来承担。石印的画面是用细毛笔蘸药墨画在药纸上,然后覆在石板上印刷出来的。画报印出来以后,交由市总工会,通过各级工会发行。

5月上旬,《工人画报》第一期出版了,其中有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这一期用道林纸印刷,以红、黄、浅蓝、黑四色套印。6月上旬出第二期,内容包括淮河便桥加紧施工争取“七一”通车的现场速写,这幅速写是根据我到现场采访时所画写生稿整理的；还有修桥烈士、潜水员王吉珍同志事迹的连环画；以及电厂工人检修供电线路事迹的连环画。这一期《工人画报》用光连纸印红色。7月上旬出第三期,内容是纪念党的生日,这一期以墙报的形式出刊,绘制的几十张大幅党史连环画,张贴在维多利电影院(后来的人民电影院)西边招待所(老维新饭店)的墙壁上。第四期于8月上旬出刊,主要是纪念南昌起义的连环画,这一期用道林纸印红蓝两色。第五期于9月上旬出刊,内容主要是反映工人劳动竞赛,用浅蓝纸印棕色。

随着工作的进展,《工人画报》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有一份以文字为主的报纸来宣传群众,联系群众。于是,市委决定将《工人画报》改刊为《蚌埠工人》报。(《蚌埠工人》开始是市总工会的机关报,直至后期才成为中共蚌埠市委的机关报。)因此,市委宣传部美术组即改为《蚌埠工人》报编辑组,并于9月底迁往市总工会办公,筹备《蚌埠工人》报的出刊。筹备工作由市总工会文教部长范涡河同志领导,《蚌埠工人》报的报头是我去请张灿明同志题写的。194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蚌埠工人》报正式出刊。在创刊号上,刊登了市总工会关于出刊《蚌埠工人》报的决定。决定中要求《蚌埠工人》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工会工作,而以蚌埠市工人为读者对象。因为创刊号出版于11月7日,因此大篇幅地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有关内容,也是纪念十月革命节的专刊。《蚌埠工人》报开始不定期,后来每周出一期。先是八开两版,后来曾一度改为八开四版。最后是每周出两期,四开四版。早期的工作机构为“工人报编辑组”。它开始时隶属于市总工会文教部；1950年初划归《蚌埠通讯》社,成为该社的一个组；1951年又划归市总工会文教部；1953年3月才改由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而大样则一直是由市委负责同志或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审阅的。

报纸开办时,就要求通俗化。文章要短小,形式要多样,使具有高小文化水平的人能看得懂,读报时,文盲、半文盲能听得懂。《蚌埠工人》报要求以文字为主,图文并茂。文字有消息、通讯、评论、诗歌等；图画有插图、连环画、漫画等。插图每期都有,有时还刊登小幅连环画(每幅三至四厘米长宽,每套六至八幅)。当时不能制锌板,图画都是先在透明纸上绘制,然后由刻字工人翻刻在木板上排版印刷的。例如,1950年间,工会召开会议,针对当时经济的暂时困难,提出了“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的口号。《蚌埠工人》报不但以头版头条做了文字报道,而且配了一幅漫画,指出前面虽有高山阻挡,但只要勇于攀登,就能翻越高山,走上光明大道。又如,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消息传来,《蚌埠工人》报即以第一版整版篇幅,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对西藏及其和平解放做了系统介绍。

编辑组的同志要以大部分时间组织和编写群众来稿,只有特别重要的稿件才自己撰写。由于当时工人通讯员的文化水平较低,因此,几乎所有稿子都要重新改写。为了把报纸办得适合群众需要,编辑组的同志要经常下基层组织读报、评报、搜集群众反映。同时,还经常召开通讯员会议,总结和部署通讯工作。经常联系的骨干通讯员有100多人。开始时,报纸由邮局发行,后来收回自己发行,有的报纸发送到基层工会,有的发送到户。由于主观上经验不足,客观上受条件限制,当时的《蚌埠工人》报办得比较粗糙。但因它编辑得比较通俗,仍然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订户由开始的2000份,增加到5000份。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1952年6月,我因患病休养,工作由倪斌同志接替。1953年3月,《蚌埠工人》报由蚌埠市总工会的机关报升格为中共蚌埠市委的机关报,同时建立蚌埠工人报社。1954年4月,《蚌埠工人》报停刊。1956年,《蚌埠报》创刊,定为中共蚌埠市委机关报。

“大跃进”时期,蚌埠市委和蚌埠地委合并,《蚌埠报》就和蚌埠地委的《拂晓报》,还有《滁州报》三家合并,变成了《蚌埠日报》。合并的时间不长,很快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这时候三家又重新分开。我们因为经济上的困难,没有力量继续出报,《蚌埠报》就停刊了一段时间。但这个时期报纸宣传工作还在开展,市委办公室搞了一个班子,出《增产节约简报》,由我和另外两位编辑记者负责这份简报的出刊工作,这个简报是一个星期出一次。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委开始积极准备恢复《蚌埠报》的出刊。

1964年4月,经过省委批准,《蚌埠报》复刊了。复刊的时候抽调了原先《蚌埠日报》的一些老同志,一些原有的编辑记者,组成一个《蚌埠报》的编采班子,当时有二十多个人。那时候没有社长,实行总编负责制,总编由宣传部长兼任,我是副总编,负责业务工作。那时候为什么叫《蚌埠报》而不是《蚌埠日报》?因为它还不是日报,不是每天一期的,而是每周3期。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才恢复为日报。

后来,我又被调到市委宣传部任职,但依然分管《蚌埠报》。那时的报纸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最主要的不同在于,那时管理非常紧,而现在独立性较大了。为什么要管得紧呢?也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所决定的。《蚌埠报》本来就是党的机关报,首先是替一级党组织发声,同时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声音,是要为市委的工作服务的。但是当时国外各种势力不停地向我们渗透,通过各种渠道,对人民群众施加影响。再加上那时经济确实有一定困难,群众生活本身有不满意的地方,国外势力加以鼓动,就容易产生各种“乱”的思潮。比如受西方报业思潮、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社会上对报纸就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认为报纸要“为民请命”、不应受管制。各种复杂的思潮,包括一些不正确的思想,也想通过报纸反映出来。报社的一些稿子在稿件处理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注意。审稿这一关,我把得比较严的。我分管报纸的时期,每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都会等4个版的版样,要从头到尾看一遍。字里行间都要把关,有时还要撤稿、删减,防止错误的社会思潮反映到报纸上来,对群众的思想产生不利影响,所有的大样最后都要经过我看完,才能够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