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课题组
内容提要： 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挑战,构建亲环境行为的非正式制度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命题。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实施亲环境农业的主体，亲环境农业政策最终要落实到改变农户经营意愿和提高农户亲环境农业行为上来，才能达到改善农业环境的目的。文章使用通径分析方法，基于江苏、安徽农业主产区9个产粮大县721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在系统梳理非正式制度与亲环境行为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全面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得出如下研究结论：⑴不同类型的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多样化的理论联系，而不仅是递进式、间接地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⑵农户搭便车行为与对同伴亲环境行为高度怀疑之间相互强化构成了亲环境行为的一种社会性心理；⑶秸秆焚烧政策、查处力度和产业化水平等既可以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又可以激励或阻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基于此，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公开与透明秸秆利用信息，提高农户主观约束意识和亲环境行为；第二，重视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的补贴机制，解决个人约束和主观约束中存在的不利局面；第三，调整非正式制度宣传定位，在宣传中应该更多地基于农户的不信任和猜忌心理入手；第四，提高查获率和加重处罚程度，解决农户搭便车行为；第五，促进秸秆产业发展，是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应该着力改进的重点领域。
关键词 非正式制度；农户；亲环境行为；秸秆处理
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挑战。由于过度依赖农药、化肥等化学要素投入，导致土壤生态系统破坏、土壤和水污染、农产品安全问题严重；畜产粪尿无处理排放导致地表水富营养化、恶臭及病虫害发生等问题。上述挑战，降低耕地生产力，污染河流、地下水，萎缩农产品市场，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要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推行亲环境的农业经营方法，即遵守农药、化肥等化学要素的使用标准，适当使用畜禽饲料添加剂等，合理处理、循环利用畜禽粪尿，从而生产出安全、高质的农产品。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实施亲环境农业的主体，亲环境农业政策最终要落实到改变农户经营意愿和提高农户亲环境农业行为上来，才能达到改善农业环境的目的。那么，如何提高农户的亲环境农业经营行为？如何构建当前经营模式下农户亲环境行为的非正式制度？
本文从非正式制度概念出发，以农户秸秆处理为例研究这一问题。其意义如下：首先，秸秆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是一种宝贵的资源。然而，目前我国秸秆露天焚烧现象十分突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且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危害；其次，非正式制度已被证实对农户行为具有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1]，其不仅会影响和制约农户观念的形成及其行为，而且具有强烈的惯性效应，一种不良的习俗或行为一旦形成，社会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与努力才能挽回。因此，构建农户亲环境行为的非正式制度已成为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1 研究框架与文献回顾
从非正式制度角度研究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理论框架可以归结如下：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心理作用→将非正式制度作为解释亲环境行为的因素→研究如何改变非正式制度影响农户的亲环境行为。环境行为研究试图识别非正式制度对经济主体亲环境行为的影响[2]，首先涉及的问题是如何对非正式制度进行清晰界定和分类，而近年来的研究开始关注如何改造非正式制度以提高经济主体的亲环境行为。
非正式制度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心理或信念，在经济主体内部及经济主体之间的演化、演变问题。本文依据etzmann和Hermkens的研究[3]，将非正式制度定义为：某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行为标准、观念或规则，其无需法律强制条件下能够起到约束或引导经济个体行为的作用。分为以下类型：禁令约束（constraints ban）是社会对经济个体行为的总体性期望；主观约束（subjective ban）指重要地位的他人对个体行为的期望；描述约束(description ban)是从观察同伴行为中得出的行为标准；个人约束(personal ban)指个人对正确行为和信念的期望。该定义全面涵盖了现有研究，不仅包括社会性的外部影响，也包括个体内心的信仰或道德。
在此基础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非正式制度之间如何产生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农户关于亲环境行为的描述约束能够影响他们的禁令约束、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4]。描述约束是农户从特定情景中对同伴行为的观察中得出的行为规范。为了风险最小化，经济个体的行为做到与周边他人相一致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因此农户秸秆处理行为受同伴行为的影响[5]。而禁令约束是社会对经济个体行为的总体预期，农户服从禁令约束更多的是希望建立社会关系纽带，或者获得社会回馈。随着时间的推移，禁令约束会从社会化的行为中逐渐形成。而描述约束同样也会影响农户内心的主观约束。因同伴的行为会影响农户应该如何做的信念，所以描述约束同样影响农户的个人约束。
同时，禁令约束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也存在影响。主观约束可以看作是较小范围内的禁令约束。农村社会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纽带，位于其中的多数农户具有相似的观念，其环境行为会受到禁令约束影响。基于自我行为准则的个人约束，通过社会化互动而形成公众的行为预期（禁令约束），因此，禁令约束也会影响个人约束。为了能够被社会成员接纳，农户起初会遵从禁令约束，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改善个体形象等心理原因而持续跟从这些约束。
个人约束同样也会受主观约束的影响[6]。在可接受的个人约束形成之前，农户会把他人的行为标准内部分。他会将重要的朋友或家庭成员的观念予以内部化，如果这些重要影响的他人均表现出支持亲环境行为，那么农户自身也会对亲环境行为的价值规范给予遵从。其形成机理是：首先，作为社会化的个人，为避免被社会排斥的危险，人们倾向于跟从他人的行为；其次，被同伴重复实施的亲环境行为，传递出的信息是该行为是正确的。虽然亲环境行为并不能给农户带来直接的个人利益，但由于不愿意同多数同伴行为相背离，最终农户还是愿意遵从这样的行为。然而，当政策执行水平较低时，农户在得知同伴大量焚烧秸秆的信息后，其自身焚烧行为也会显著增加。
在非正式制度的形成机理明晰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是否只有个人约束才能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而描述约束、禁令约束和主观约束只能通过影响个人约束而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还是个人约束、主观约束、禁令约束和描述约束都会直接影响农户的亲环境行为？
前者的观点实质是假设亲环境行为是一种私人性质的、不可被观测，只受个人内在心理的直接影响，而外部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对其没有作用。多数学者认为，即便私人行为不可被观察，但也能够发现禁令约束和描述约束的影响，且表现具有不一致性[7]，因此，第一种观点可能过于武断。此外，不同的约束在具体环境下也会互相强化[8]。因此，农户亲环境行为与非正式制度与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
此外，非正式制度与亲环境行为间的复杂性还表现为控制变量所具有的传导、强化或阻隔作用。例如，已有研究发现，引入社会性制裁能够使经济主体更加恪守某种行为，并且惩罚力度越大可，遵守行为就越明显[9]。显然，加大惩罚力度会强化非正式制度，进而提高亲环境行为。其次，惩罚力度的可信性对经济主体行为也有影响。一是惩罚制度的严厉程度，很少有经济主体能够直接影响它；二是经济主体对惩罚规定的恪守程度[10]。前者体现为经济主体对惩罚的感受，而后者体现为其他人都恪守了亲环境行为时，其自身也更倾向于实施这一行为。这就意味着，惩罚力度不仅是农户恪守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构成了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忽视了控制变量在非正式制度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的作用。既然政府秸秆政策、补贴、查获率和处罚水平等变量，已被证实具有强化非正式制度、促进亲环境行为的作用，那么在研究非正式制度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时就不能忽视这些变量的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和情景设计
本项目课题组分别于2014年6-7月和10月份，对蚌埠怀远县、固镇、五河县农户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采取调查员直接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共发出问卷730份，回收有效问卷721份。调查内容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户主外出务工情况、家庭人口数量和种植面积、地块数量、种植业收入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变量（表1）。
情景设计内容如下：假设一个农户李明有2亩小麦，已经用收割机收割完毕，一周后要种玉米，此时小麦秸秆仍在地中散放着，他面临着如何处理秸秆的问题。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把秸秆烧掉，这样做省时省力，但面临被当地环保部门处罚的可能。若被发现将面临50-500元不等的罚款；二是其它处理方式，可以把秸秆卖掉或者收集起来作燃料或饲料，而这样做费时费力。此外，还设计了一些禁止秸秆焚烧政策与查处力度方面的调查内容。
2.2 亲环境行为与非正式制度变量
农户亲环境行为的意愿由以下问题反应：李明估计当地环保部门查处的可能性很小（如概率为5%），于是他决定将秸秆焚烧。如果您是李明，您对秸秆的处理方法是？调查选项如下：１＝全部焚烧、２＝焚烧大部分（≥50%）、３＝焚烧小部分（≤５０%）、４＝卖掉、５＝拉回家再利用（做燃料或饲料）。更低的得分意味着更低的亲环境行为。721个受访者选择的结果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2.493和1.934，意味着多数受访者选择焚烧大部分或小部分。
作为对比，备选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环保部门查处力度很大（查处且处罚的概率为80%），如果您是李明，秸秆的处理方法是？调查结果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3.249和0.892。可以发现，查获率明显上升会促使受访者选择更高的亲环境行为，并且离散程度也更小，表明更高水平的亲环境行为成为一致性选择。由于农业生产地域广阔，环保部门执法人手不够等原因，现实中80%查处率往往不太可能达到，第一个问题的调查结果更为真实地反映了农户的亲环境行为。
个人约束由以下问题体现：对李明的秸秆焚烧行为，您的态度是？受访者选项是：１＝反对、２＝不赞成、３＝没有意见、４＝赞成。调查结果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2.562和0.632，表明多数受访农户并不认为焚烧秸秆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而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且标准差较小意味着受访者态度具有一致性。这与现有国外研究，包括Theis等[11]针对澳大利亚和Wang[12]针对美国抽样得到的调查结果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在一个类似于李明情景实验中发现，多数受访者对施用除草剂感到羞耻和内疚，与本文调查结果对比，发现我国农户的个人约束明显没有国外研究结果表现得那么强烈。
主观约束由以下问题反应，您估计周围邻居中像李明一样焚烧秸秆的是？调查选项依照:１＝没有人、２＝少数人、３＝大部分人、４＝所有人。调查结果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2.714和0.728，表明受访者普遍认为周围邻居会焚烧秸秆，差别只是在少数人或是大部分人上。认为多数邻居低亲环境行为的观念，与现有国外主流研究存在明显差异。Powlson[13]在关于农药施用的调查表明，受访者认为多数同事、家人、朋友等反对过度施用农药，本文的调查结果则表明农户普遍不信任邻居的约束意识。
表1 调查农户基本特征
Tab.1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hold survey
指标
Index
分布情况
Distribution
户主年龄
19-30岁=7.10%，31-45岁=15.09%，46-60岁=42.13%,61岁及以上=35.68%
户主性别
男性=46.53%，女性=53.47%
受教育年限
0年=8.14%，1-6年=49.67%，7-9年=34.08%，10年以上=8.11%
户主是否外出打工
是=51.34%，否=48.66%
家庭人口数量
1-3人=25.34%,4-6人=61.63%，7人以上=13.03%
家庭种植面积
1亩以下=13.03%，1-3亩=21.49%，3-6亩=41.95%，7-10亩=14.09%，10以上=9.44%
地块数量
1块=8.76%，2-3块=24.52%，4-5块=41.76%，6-7块=27.04%，8块以上=15.13%
种植业收入比重
10以下=12.49%，11-30%=24.51%，31-50%=41.64%，51%以上=21.36%
机收机播
机收=92.63%，机播=96.32%
是否饲养牲畜
是=17.04%，否=82.96%
对禁令约束，设计的问题是：您对焚烧秸秆的态度是？调查选项是：１＝不管焚烧多少都是不对的、２＝大量焚烧不对，少量焚烧可以接受、３＝只要能不被处罚，不烧白不烧，４＝没有意见。调查结果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726和1.105，表明多数农户反对秸秆焚烧，表现出更为强烈的亲环境行为，明显低于个人约束调查中的结果。这说明当受访者超越自身情况，从社会角度考虑这一现象时，则反对焚烧秸秆的态度明显增强。尽管受访者自身也为农户，但是认为焚烧秸秆应该禁止的看法仍占多数，表明相对于个人约束，农户对禁令约束表现得更为强烈。
描述约束由以下调查体现：您认为李明的行为是否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危害？选项是：１＝危害大、２＝危害比较大、３＝危害小、４＝无危害。该选项调查结果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632和0.892，表明多数农户认为李明焚烧秸秆的行为危害大或者比较大。该选项要求被调查者从社会角度评估李明焚烧秸秆行为的危害性，如果受访者认为这一行为的危害性很大，这就表明全社会应该全力反对该行为，从而形成社会化的禁令约束。不难看出，同个人约束相比，农户对描述约束的反应更为强烈，这一结果与禁令约束相似。该调查向我们揭示了约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此处发生了从个人约束到社会约束的有利转化，然而这一结果与国外研究的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Keneally对农业生产者农药利用行为的调查发现，对于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受访者自身会感到内疚、耻辱或害怕；但是从社会角度看，受访者认为多数人不会对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感觉内疚、耻辱或害怕[14]。
然而，我国的调查结果反映出，规范受访者个人行为的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要明显弱于社会性的描述约束和禁令约束。而国外调查结果则是前者要强于后者，结果正好相反，揭示了我国农业生产者对个人社会约束的遵从水平不高。
2.3 控制变量
依据现有分析框架，农户的秸秆处理行为除了与非正式制度有关外，还与农户的认知能力、搭便车心理、政府政策等有关，本文设计了相应的控制变量。为反映受访者是否了解当前的政府政策，问卷中引入了农户对秸秆禁烧政策的认知情况；秸秆焚烧的危害具有外部性，农户自身并不会承担焚烧秸秆的全部危害，从而可能做出焚烧行为；由于秸秆再利用可能需要支出额外的成本，如果政府承担一部分成本，即对秸秆再利用实施政策补贴，这将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起到何种作用？本文选取政府是否有补贴这一指标来考察政府政策对农户处理决策的影响。
同时，问卷中也引入了当地环保部门对焚烧秸秆的执法力度和农户对焚烧秸秆处罚严厉程度的感受，包括受访者对禁止焚烧政策执行力度和处罚金额。秸秆市场发育情况是影响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控制变量中还考虑了秸秆产业发展和秸秆市场发育情况变量，如当地是否有秸秆收购企业，收购地点距离，是否有上门收购。表２总结了这些控制变量的定义及衡量指标。
表2 控制变量
Tab.2 Control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s
衡量指标
Measure
禁烧政策
您是否了解当前的秸秆禁止焚烧政策？（十分了解=1，了解=2，
知道一点=3，4=不了解）
禁烧补贴
当地是否对秸秆禁烧有补贴？（有=1，没有=0）
执法力度
您认为，当地环保部门对秸秆查获可能性（概率）如何？
（很高=1，较高=2，较低=3，很低=4）
处罚金额
您认为，当前对秸秆焚烧行为的处罚轻重如何？
（太重=1，适中=2，太轻=3，没有罚金=4）
秸秆收购
您是否知道村庄周边有秸秆收购的企业？（知道=0，不知道=1）
秸秆销售
您是否出售过秸秆？（有=1，没有=0）
收购点距离
收购地点距离您地块的距离？（1公里内=0，1-3公里内=1，4-6公里内=3，
6-10公里以内=4，10公里以上=5）
上门收购
是否有中间人上门收购秸秆？（有=1，否=0）
3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通径分析（Path analysis）方法，研究了非正式制度以及农户认知能力、搭便车心理、政府政策等控制变量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内生变量包括个人约束、主观约束、禁令约束、描述约束和亲环境行为，而将禁烧政策、禁烧补贴、查处概率和处罚金额、秸秆产业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对非正式制度的四种约束和控制变量，事先并不限定通径关系结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包含直接或间接影响在内、多重因果关系影响下的农户亲环境行为递归关系模型（图1和表3）。模型的Tucker-Lewis指数值为0.934、正态拟合指数值为0.894，而卡方统计值为56.730且在1%水平上显著，均方根误差值为0.057，，比较拟合指数（CFI）值为0.961，表明模型拟合情况较好。
由表3知，农户亲环境行为均受个人约束、主观约束、禁令约束、描述约束的直接影响，虽然它们之间的影响方向并不总是一致。农户亲环境行为受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受描述约束和禁令约束的影响则显著为正。之所以会出这种似矛盾的结果，是因为从社会角度出发，多数农户已经认知到秸秆大量露天焚烧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秸秆应该得到循环利用已被多数农户认可，该认识足以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产生促进作用。
但是当具体到自身，由于焚烧秸秆危害的分散性和滞后性，农户对秸秆焚烧的态度表现出了明显的外部性，即其内心呈现出“我自己焚烧秸秆不足为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个人约束受主观约束的影响不仅显著为正，而且在四种约束间表现的最为强烈。因此，农户的心理认知在这种连锁反应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周围同伴都在焚烧秸秆（主观约束）→焚烧秸秆并不可耻（个人约束）→我也可以焚烧秸秆（低的亲环境行为）。这不仅降低了农户亲环境行为，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其搭便车行为心理，进而对亲环境行为产生连锁式的负面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除了个人约束对主观约束具有互补式强化外，四种非正式制度间彼此影响的多样性在描述约束上也得到充分体现。禁令约束受描述约束的影响显著为正，其标准化通径系数为0.215，在1%水平上显著；此外，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与描述约束间的关系则为负，标准化通径系数分别为-0.134和-0.248，也均在１％水平显著。这表明，禁令约束与描述约束作为反映社会约束的社会化心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揭示了从全社会视角出发农户对亲环境行为约束意识的认同，这也是描述约束与禁令约束具有显著正相关性的原因所在。而个人约束和主观约束受描述约束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农户对从全社会范围内倡导的环境保护行为的认同，从而有利用增加农户的亲环境行为。但是，这种社会化宣传所传达出的不利信息是：当前秸秆焚烧问题很普遍，使农户产生了多数同伴都在焚烧秸秆的心理暗示，若此暗示足够强烈时，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内在动机无疑会被削弱，同时对同伴是否在焚烧秸秆的猜忌也会加剧，这意味着描述约束对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产生了负面影响。Vuong调查发现，对提倡合理施用化肥的宣传反而增加了原本低于平均使用量农户的利用水平，本文调查与其有相似之处[15]。
同时，不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传导存在脱节情形。从通径图和模型拟合结果可以看出，个人约束和亲环境行为受禁令约束的影响分别是负面的和正面的。然而，主观约束受禁令约束的影响并不具备统计上显著意义。多数农户认为从全社会看焚烧秸秆是一种应受谴责的行为，但是又对同伴感到普遍不信任，主观上认为多数同伴存在焚烧秸秆行为。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从社会角度出发，受访农户认可禁止秸秆焚烧行为，但对于实际的个人处理结果，受访农户对周围同伴的秸秆循环利用行为又持普遍的怀疑态度。这表明二者没有直接的关联，存在明显的不一致。
模型中的诸多控制变量，包括处罚程度、秸秆产业发展水平、农户感受的查获率、禁烧补贴等，对非正式制度和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处罚变量反映的是农户感受到的针对焚烧秸秆的处罚情况，其赋值为：１＝惩罚很重、２＝惩罚较重、３＝惩罚较轻、４＝惩罚太轻。实证结果显示，处罚变量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不但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也会通过描述约束和个人约束而间接影响农户的亲环境行为。
表3 通径分析结果
Tab.3 Path analysis results
因变量
The dependent variable
路径
Route
标准化通径系数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
T统计值
T statistics
描述约束（R2=0.1083）
禁烧补贴→描述约束
0.338
6.03﹡﹡﹡
产业发展水平→描述约束
0.283
4.27﹡﹡﹡
处罚→描述约束
-0.069
-1.832﹡
禁令约束（R2=0.0934）
描述约束→禁令约束
0.215
3.24﹡﹡﹡
禁烧补贴→禁令约束
0.281
2.93﹡﹡﹡
禁烧政策→禁令约束
0.274
3.42﹡﹡﹡
主观约束（R2=0.1632）
描述约束→主观约束
-0.134
-3.42﹡﹡﹡
禁令约束→主观约束
-0.104
-0.48
执法力度→主观约束
-0.124
-3.08﹡﹡﹡
查获率→主观约束
0.108
2.07﹡﹡﹡
个人约束（R2=0.2972）
描述约束→个人约束
-0.248
-3.92﹡﹡﹡
禁令约束→个人约束
-0.103
-2.72﹡﹡
主观约束→个人约束
0.407
14.03﹡﹡﹡
执法服务→个人约束
-0.079
-2.07﹡﹡
查获率→个人约束
0.105
1.85﹡
处罚→个人约束
0.129
3.75﹡﹡﹡
亲环境行为（0.2480）
描述约束→亲环境行为
0.104
1.86﹡
禁令约束→亲环境行为
0.186
5.42﹡﹡﹡
主观约束→亲环境行为
-0.087
-2.43﹡﹡
个人约束→亲环境行为
-0.24
-3.35﹡﹡﹡
执法力度→亲环境行为
0.204
2.86﹡﹡
秸秆政策→亲环境行为
0.103
2.43﹡﹡
处罚→亲环境行为
-0.103
-2.03﹡﹡
注：﹡ 、﹡﹡和﹡﹡﹡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和描述约束受处罚变量的影响均为负，通径系数值分别为-0.103和-0.069，显著性水平分别为5%和10%。这表明多数农户认为当前的焚烧秸秆的处罚或执行力度明显过低，没有有效地起到阻止秸秆焚烧行为。然而，当涉及自身感受时，多数农户却认为处罚程度过重。实证结果显示，个人约束与处罚变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径系数值为0.129，在1%水平上显著。分析显示，农户对秸秆焚烧的处罚政策，同样存在分离与冲突。
查获率不但对主观约束有影响，而且对个人约束也有影响。如果农户认为当前秸秆焚烧被环保部门查获的概率很大，则不仅有助于降低农户对同伴焚烧秸秆的猜忌心理，而且还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秸秆焚烧约束意识，进而通过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之间的互补关系增强农户的个人约束。
而禁烧补贴和秸秆产业发展水平可以直接影响描述约束，标准化通径系数分别为0.338和0.383，在１％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对秸秆再利用的农户给予补贴和促进秸秆产业发展，均将提高描述约束。尤其需要注意是的，描述约束受秸秆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不仅显著而且程度较大，其标准化通径系数值在模型中仅次于个人约束受主观约束的影响。此外，秸秆禁烧补贴同样可以显著提升禁令约束，其标准化通径系数值为0.281，也在1%水平上显著，它不仅有利用提高社会禁令约束的形成，而且还涉及农户对全社会对禁令约束的感知。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多样化的理论联系。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且在某些环境下，这些约束之间会相互强化，而在某些时候则会相互抵触，从而不同非正式制度会对亲环境行为产生性质差异、效应不一致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查获率、处罚程度、秸秆补贴、秸秆产业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不但可以直接影响农户的亲环境行为，而且通过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彼此作用对农户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两种影响呈现多样化的模式和特征，其相互间的作用机制与结果也不尽相同，既有可能彼此相互矛盾，也有可能是方向一致的相互强化，甚至上述两种影响同时存在。
为了构建农户亲环境行为的非正式制度，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公开与透明秸秆利用信息。当前秸秆利用信息的宣传与公开，不仅有助降低农户对他人秸秆再利用的猜忌心理，而且可以对秸秆焚烧者施加一种社会警示，从而提高农户的主观约束意识和亲环境行为。
第二，重视禁烧政策执行中的补贴机制。禁烧补贴对描述约束和禁令约束都具有积极影响，可以显著提高农户亲环境行为。禁烧补贴不仅可以有效解决主观约束表现出的对同伴行为的高度不信任，缓和主观约束与个人约束的对立局面，而且其对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农户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
第三，改变非正式制度的宣传定位。仅仅从社会角度，倡导秸秆循环再利用的公益性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宣传方法，不但使农户产生当前秸秆焚烧问题很严重的心理暗示，而且无法显著提升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从而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当前需要努力破解农户的搭便车行为和对同伴秸秆再利用的高度不信任，从而解决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的互补式强化。因此，除了着力推进信息公开和禁烧补贴，在非正式制度的宣传中应该更多地基于农户角度的不信任和猜忌心理入手。
第四，提高秸秆焚烧的处罚程度和查获率。秸秆焚烧处罚程度和查获率的提高，不但可以解决农户搭便车行为的负外部性，而且对制止秸秆大量露天焚烧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提高焚烧秸秆的惩处水平和监督范围，不仅会强化非正式制度的意识，而且会直接促进亲环境行为，最终提高农户亲环境行为。
第五，促进秸秆产业发展。滞后的秸秆产业，不仅不利于形成与塑造农户的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而且阻碍了农户的亲环境行为。高度发展的秸秆产业可以直接提高农户的亲环境行为，因此，竭力促进秸秆产业发展，是长期中政策执行过程需要着力改进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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